前文说到了就住房和房地产泡沫之间的关系，述及了把房地产调控的相关政府收入投入国民住房福利，是消除泡沫发展经济的最关键性政策要素；同样，也谈到了这一世界通行的利国利民的国民福利为本的政策，在中国目前的国情，确有难以克服的困难。
仔细观察我们身边的社会，我们会发现，我们身边的不满情绪，经济中的泡沫，上瞒下骗，生活水平的下降，物价是的飞涨，……，多多少少都会和这种国民福利的缺失有关。
住房我们说了。再以一些很简单的“进步政策”作例子，象那个“妇女解放”下的就业平等。妇女是不是顶得上半边天，这条是见仁见智，如果不是一一定一条测试标准，反正是一个没有结论的话题。但是妇女会月经，会怀孕，会生孩子，会哺乳，生育中断工作后重新工作会变成新手，——别说什么生理客观的废话，用人单位并不是全是为了为妇女接生做生物实验的，这些客观生理现象对用人单位的生产成本造成了增加是明摆着的。政策要说自已比美欧要进步，非要生育时不准降工资也不是不行，但是这个成本，注应该由政策安排预算，“初级阶段”安排不出，就别急着戴这个高帽子。这不是恰恰说明男女劳动力价值有差别吗？现在倒好，大笔一挥，这个成本，让用工单位自已承受去，等同于用一顶自已不负责任的高帽子，向所有用人单位征收女性用工税。国有企业用纳税人的钱不心疼，花了就花了，可民营企业怎么办？对比一下欧美国家，象德国，家庭妇女可以直接从联邦得到教养补贴，全职母亲每个孩子还可以达到一个月1000欧元（每个孩子）的联邦津贴。可见，目前的女性就业难，其根本是因为政策逃避了符合“理想水平”的福利责任，把它推卸给了社会。
甚至于更简单的公交车老人免票问题。尊老对不对？对！免票对不对？不对！特别是目前公交是一个承包的经营体，就更不对。政策要表尊老，可以！从财政预算里拨一笔款子给老人买单，打进人家的的养老金里，受搭就搭，不搭走路。如果是公交是垄断线路，成本经受得起，这笔款子可以从公交上交的税款中拨出。但是现在一纸批文让经营者负担，就明显又是那种慷他人之慨为自已立碑的勾当。
再象那个“乙肝歧视”。如果政策真的关心乙肝患者，就不应该一推二五六让用人单位承受乙肝传染的风险成本，甚于歪曲世界卫生组织“在同一餐厅用餐不会传染乙肝”的话，成为“乙肝不会通过消化道传染”，尽管实验统计数据证明在中餐共桌包含中乙肝感染者的比例达到59%，而分餐后传染比例只有17%，铁证如山，却还在咶噪！假如政策真的关心乙肝灾难，应该免费接种乙肝疫苗（才多少钱吗！），特别是对新生儿；对于30%左右的抗体不明显群体，应鼓励分餐饮食专用，降低乙肝传染风险，所谓“歧视”自然消散。
社会没有发展到戴高帽子的阶段，就不要带高帽子，这也算是实事其事吧？政策对国民福利不作为，挑动国民互相埋怨自相残杀，坐收渔人之利，这种手法，放在大清帝国或为上策，放在今天，能支持多久呢？会有什么结局呢？沙皇俄国的下场，就是答案。
类似的地方很多。可以看出，我们的政策对于社会福利，有一种逃避实际国民福利责任，同时把好高务远的标准以道德责任的方案强加给社会经济实体，从而导致了公众实际购买成本上涨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实际税收水平，远远超出了国税局的桌面数字，大约是实际数字的5－10倍，也就是说，理论上如果合法经营，全部企业会在一两年内破产。因为，我们社会的经济体，实际上承受了本应税收负担的国民福利成本，这个成本，占了象美国这样国家财政预算的60%以上！
我们不妨审视一下，包括医疗看病看不起，其核心，也就是垄断了医疗行业，以保证政府能为小集团低价购买医疗服务（公费医疗和医疗系统内部行业福利），通过不平等的医保向第二群体提供低于零售价格的医疗服务。这样，第三群体，也就是绝大部分国民，包括医保群体自付部分的医疗费用，就远不是自已看病的成本，也包括了特权消费的成本差额。可想而知，在这个体系里，医疗价格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上涨？有一些人把看不起病怪罪在医生的“医德”上，不知是舆论导向还是民智不开，真令人哭笑不得！
其实客观地说，政府为国民定的福利标准并不低，福利投入也不算少了，只不过，受益群体，只限于政府相关雇员；并且，这个受益群体的范围，日渐缩小。以前， 这种高标准的国民福利还涉及到几乎全部的国营企业员工，现在，受惠者只涉及到全部的垄断行业和权力部门，即使是真正具有公共意义的部门，象教育医疗，“公 务员待遇”也是名不符实。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超国民待遇受益群体，正在以权力为中心，以距离权力中心的近远，从最边缘者开始裁减福利。过去，高考可以认 为是进入超国民福利群体的边缘的一条路径，而现在，高考显然已经失去了这个作用，（不惜代价上大学者应该对这一点加以考虑），真正的类同过去高考的科举考 试，其实是公务员考虑，代价更大，透明度更低，而福利更不可靠，因为是更边缘的群体。自然，有祖传利益关系相对优先，可以不考虑目前的难度。一定程度上， 对于普通公众进入这条福利群体的这条路，目前已经基本上堵死了。
同时，这种为少数国民提供的福利消耗了税收的主要部分，成了莫大的财政负担。减轻这个负担，成了各界中国政府的政策主题，可是啊，人性本私，人的私心加上权力凌驾于公共经济权益上的国情特色，解决方案几乎就清一色的是尽可能保持少数国民的福利水平，（尽管与欧美国家相比还不算高），同时以垄断服务行业以向政府采购福利提供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这就是我国社会的经济方程式。显然，就象公费医疗造成了百姓看病难，所有社会成本因此高涨，也不过是为了弥补这一低价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成本差额而已。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存在着GDP泡沫不可克服，只能隔十年二十年就放了把火，搞一个经济危机抹平泡沫差距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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