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支持的，是把这个标准作为患者取药用药的“参考标准”，而不是让药商，和医疗联合公会，代替患者选择“生命无价”，“不能堕胎”，“不能治疗”。治疗选药的选择权，应在患者手上。患者无知，可以花钱请专业顾问，患者不愿意请，出了问题，那是患者为自已的选择负责，用不着别人替患者操“生命无价”的心！患者穷得没有钱，要么接受慈善，要么接受国家财政“低水平保证广覆盖”的医疗保障。总之，无论是消费权，还是生命权，消费的方式，选择权，应该是在患者手上。任何人用任何理由，包括用道德理由剥夺患者这一选择权，都是对患者人权赤裸裸的侵犯。结果，导致了市场经济价格制约体系的消失，患者既保不住命，保命的费用，成倍数增加，最终，汇成了今天美国摆脱不了医疗费用危机，和中国民怨沸腾的医疗积弊。
这就是笔者在《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和《医改失败的原因》两文中，要告诉社会的观点。
所以说，市场经济，是确保消费者获得服务和产品供应的同时，保证获得最低价格，和最优质量的唯一手段。原因，是因为市场经济，既鼓励了社会资本参与紧俏商品、服务的供应；同时，又淘汰了劣质商品服务的供应商。市场经济国家必定灭亡计划经济社会，那是经济作为科学规律的必要结果！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必要的结果，就是消费者要么得不到商品，要么依赖权力倾斜，要么质高价次！那些攻击茅于轼市场经济的人傻瓜，应该好好给自已几个耳光，上帝或者会原谅你们！
美国医疗有贵的成分，是因为美国也有侵犯了市场经济的地方；那怕，用的是基督教的宗教伦理道德的理由。中国医疗服务也有贵的地方，同样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被权力粗暴地强奸了。由于医疗毕竟是有价的，至少，有人力成本的价格。因此，“让病人自已选择生命是否无价”，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要么，就找个似乎合理的理由，诸如“社会保障预算不足”，而加以逃避。在“可选与不可选”之间，掌握“生命值几何”的专家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可以得到相当大的寻租空间，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空间。生命无价，治疗有价，治疗永远不能覆盖无价的生命。这样，根据《寻租腐败定律》，就成了由某几个专家选择“谁的生命无价”的特权。在中国，显然，专家们选了高级代表和老革命，以及他们家不老的小革命们的生命，价格远远超过小民百姓的生命，并以之为交换代价。
生命确实可以看作是无价的。这个无价，不是体现在专家可以选择“谁的生命更有价”，而是，体现在其选择权在生命所有人本人。基督教和天主教，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自杀，自杀者不得上天堂。不过，如果从“生命的把握，归生命所有人所有，任何其他人不得剥夺”，作为人权基本标准和基本的伦理观，那么，如果生命所有人（病人本人，及其合法委托人），拥有超出任何专家的，对其生命处置形式的基本权力。基督教义的“禁止自杀”，应看作是一种“建议”，“倡议”，而不是强制性的道德伦理。
同样，“生命的把握，归生命所有人所有，任何其他人不得剥夺”，作为人权基本标准和基本的伦理观，笔者支持安乐死。同时，在经历了漫长的思想挣扎后，笔者现在也支持废除死刑，改为无限期监禁。死刑如果保留，要有另一个理由，象明知死刑极恶而故犯之，象那个残杀吞食儿童的恶魔，应视作是寻求安乐死。这时侯的死刑，不是“社会的报复”，而是，满足极端手段寻死者的要求，并终止其危害社会的继续。笔者没有与美籍人士讨论过有关死刑问题，（美国人本身就有N个派别），私下估计，美国部分州保留死刑，用的也是这样一种逻辑。
“生命的把握，归生命所有人所有，任何其他人不得剥夺”，作为人权基本标准和基本的伦理观，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部分人士反对堕胎的理由。“胎儿的生命不能被他人剥夺”。这里，可以用另一个办法绕过这个障碍：生命所有人（病人本人），及其合法委托人。由于胎儿从来没有真正具备自我意识，因此，在出生前，其母亲是天然的合法委托人。这样，合理的堕胎，就是母亲的个人选择，也是母亲及胎儿的基本人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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