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以同样的方式，列举一下各位同胞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接触的中国医疗行业的运营模式：
1）相当于美国medicare/medicaid的医疗保障财政投资，在中国，被全部用于国营医院的薪水钱。同时，为了保证这些医院的收入，压制了几乎整个个体医生和民营医院的行业形成；目的，是为公费医疗提供有一定保障的专业机构供应者；（一条红线）
2）社会医疗保险，相当于另一种强制性的税收，优先补充公费医疗的不足，包括，被公费医疗淘汰的前受益者；
3）为了保证社会医疗保险的“税收能力”，压制商业医疗保险营业范围；病人无论有无消费能力，不可能通过医疗保险“偶然大单”，增加抗风险的能力；（第二条红线）。对于中国民众，无论贫富，看不起病，因病等死，或因病致贫，是迟早的事情；
4）个人消费者直接到中心性医院接受“终极性治疗”，从而，从选优保命出发，二三级公营医院成了不能破产，也不得不养的垃圾单位，只能通过托拉斯医疗垄断的手段，向他们分流若干；三级中心医院是忙的累死，只能草草应付小民百姓，（主要精力是公费医疗的大家伙们），不忙的，闲死，自他们自已都忘记是做医生的吧？
5）医院不能从服务专业技术中收费，只能以药养医；同时，国营药厂也不能倒闭，同样只能通过托拉斯方式，保持国有药厂的低质高价；
6）医院不能从服务专业技术中收费，只能以药养医，迫使医疗行业与外资药商同流合污，以垄断的方式，保持少额高价用药。
7）整个利益流程，体制外患者，成了最大的输家
美国医疗“收费相对低廉”，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的工作付出，还是偏贵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医疗，并非完全市场化。其中的贵，就贵在不能市场化的这一部分。其中的medicare养老医疗保险，前文已经谈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执业医师资格的取得，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的作用机理。其市场机制失灵，同样是受制于《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即所谓的生命无价伦理价值观。生命是有价的，所谓生命无价，结果就是普通人维持生命的医疗费用，贵了许多。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美国得益的，是医疗行业从业会会（医师协会,民间组织）的成员，而中国，是公费医疗的特殊受益者老革命，和他们家里不老的小革命们。
与中国公费医疗相当的，是美国联邦财政担保的medicare，退休医疗保险。正是因为这一财政医疗保险作为支付方的无限制的投入，给美国财政赤字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和脱离美国实际社会需要的变局：本来至少达到一半的全科医生，减少到了20%强！这个比例，是除中国以外，全科医生比例最低的国家，居然，是美国！在英国，（可以认为包括英联邦国家），这个比例是50%，而在德国，全科医生比例，接近40%。日本是唯一的例外，服务于大公司集团健保方案的全科医生，占了医生的大多数。日本是西方社会中，社会医疗成本最低，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
有趣的是，某卫生部门公费旅游考察后，在作出“美国全科医生数量已经过多”的假设下，居然得出“因而医保费用偏贵”的结论。堂皇写进政府报告里。这类神经错乱式的结论，明显违反市场经济“供给增加随同价格下跌”的基本原理，如果不是让计划经济洗白了脑，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我们姑且，把它看作是“利益部门”魔术语言，全科医生，对于专科医生来说，是职业竞争的关系。中国国民，应该时刻检讨一下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否给了过多的这类利益部门，玩弄魔术语言的权力，给了他们机会！
总的来说，基督教和天主教国家，可能是由于宗教文化方面的原因，由国家财政保底的养老医疗保险投入缺乏约束措施，客观上助长了专科医生比例偏高，（国家担保需求增加），全科保健医生数量偏低，（供给偏小价格升高）。从而，增加了一般性医疗保健消费的成本压力。许多人采取了与中国穷人类似的办法，年轻时死挺！老来退休，让政府担保的国家养老医疗保险包干。后者，中国国民还没有资格享有！这样的供求结构失衡，导致西方国家社会医疗成本不低，国家医保负担过重，而国民健康寿命改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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