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详细分解中国医疗体系中作用于医、患、社会各方的成本发生。市场万能论者认为，“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成本发生，总会找到它的实际支付人”。不相信市场相信“政府”的人，GET OUT FROM HERE!
中医的服务，除了“昂贵的野生动植物材料”外，原则上，还有两项更重要的成本。第一项是显性的人力成本，另一样，是中药毒副作用的成本。出于“宏扬祖国传统医学”的目的，我国卫生部门对于中药毒副作用负面资料，作了一定程度的对内隐瞒；————对内而已，对外，早就在医疗界，为世人所共知。甚至至少出现了一个中国人不熟悉的病名，叫“中药性肝衰竭”。在西医，是强迫药商通过三期双盲的临床实验（不含动物实验），明确毒副作用范围、概率，应变措施，以减轻这一成本。而在中国，则通过行政垄断的形式，取消了病人受到该项侵害，成为“成本负担”者是，向供应者索偿的权力。国内知名的“鱼腥草注射液”，“清开灵注射液”致死报道，（笔者估计是大大削减了报道数量），就是其中的例子。中药注射剂，是此类事故的高发地。如果把中药毒副作用成本显性化，中医“廉价”的定性程度，可能会明显改变。由于文化价值观的限制，目前国内对中药没能解决方案。
正是为了回避程度未知的中医药毒副作用风险，笔者个人，选择了不信中医。不过，笔者并不反对中国病人，选择中医作为个人健康手段。
西医与中医一样，具有“药物消耗品的成本”，供应商是药物生产商，其毒副作用成本，通过三期双盲临床实验明确危险概率后，可以通过用药条款、法规，由厂商、消费者分担危险发生的意外成本。由于危险概率确定，部分药商勇过向风险经营商，保险公司，购买用药意外保险，提高经营的稳定性。在西方法规上，原则是消费协议条款以外的意外，由生产商无过承担。最典型的安全，就是硅填充材料隆胸的赔偿判决。生产商不得不承担数百亿美元的赔偿，直至破产。而在中国，由于“国有资产不容流失”，一旦出现西药意外，国营生产商如果不是象征性赔偿，就是干脆消失，典型如齐二药乙二醇致死事件。倒霉的，居然是不受“潜规则”，披露该药是致死假药的真相。换言之，中国社会的制度，强制性由国内病人消费者，自已承担该项风险。
在中国，医药生产、流通、扩大再生产（利润）的成本，完全由消费方承担。由于国企药厂不能破产，不能干活的冒充能干活的；拖累药企社会效益很低，即使是国产药，也是质次价高。连带混水摸鱼的进口用药，在中国的售价，也是世界第一。造成中国药价虚高的原因，是由于中国药价，除了承担生产、流通、扩大再生产（利润）的成本外，还需要变相承担中国医疗产业的人事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具有同样“社会责任”的，是医疗用械的成本。这就是中国臭名昭著的“以药养医”，以归根到底，到是医疗的人力成本发生，得不到承认。
医疗行业从人力资源培养到人力资源再生产，有着巨大的成本，在美国，该项成本占到了整个医疗体系的60%，即，一年15000亿美元以上。在中国，让政府一纸“禁止医生诊金涨价”，“禁止手术费涨价”，“禁止挂号费涨价”，一纸空文，就可以让可能是上万亿人民币的社会成本消失无踪，“政府万能”的计划经济论者，确实拥有“市场经济学者”无法启及的本事。（笑笑）“成本发生，总会找到它的实际支付人”，市场规律的不可违抗，很不给这些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所谓的“马列经济学家”，一点面子！中国的医生，通过与药械商的联盟找到了体现合理“劳动成本”的路子。这就是，无限制的“以药养医”。而且，还要给这种经药商套现工资的渠道以手续费，体现为医药渠道、经销商的超额收入，中国每年的费用，估计有几千个亿！病人消费者看病，更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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