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无为&#65292;上善若水

《黄仁宇的失误：宋明清帝国不是因为缺乏技术而选道德》

《三纲五常儒家理教之国学精华的科学实用性》
《宋明清在国学儒教绝对道德观维系下的必然败亡》

《皇权官僚等级制度对民营工商技术积极因素本能抵制》

还可以再参考以下文章：
《人权经济学之“黄宗羲定律”》
《西汉经济危机中的汉昭帝霍光新政》
《好心可能办坏事:西汉和王莽朝的经济危机》

2009年3月20日星期五

宋朝清在国学儒教绝对道德观成功维系下的必然败亡

专制社会体系强调道德至上，道德治国，寻求绝对道德观。不是偶然的，而是，维持专制社会的必然结果。宋末儒家理解的出现，极大地在明清两代强化了皇权对道德的解释权，针对的，就是宋朝官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进行的勾心斗角。考虑到官僚集团本身不对政权存亡负责，真正关心皇朝存续，即皇朝政治基础的是皇帝本人。因此，儒家理教，也就是今天许多人所谓的国学，所谓的传统文化，“三纲五常”，它在历史的出现，对于老百姓利益来说，有其曾经积极的意义。

黄仁宇先生跳出中外历史学者对明朝文官政治之好与坏的感情评价，发现明朝文官集团，（其实还有清朝），是一个“缺乏技术手段，依靠道德力量维系”的文官小集团。是非常有深刻的历史眼光。能够令笔者尊敬的历史学者不多，黄仁宇先生，是不多中的佼佼者。象阎崇年、毛佩琦、金庸，还有新起的历史戏说编剧当年明月石先生，这些对历史不求其解的文学家，难以具备黄仁宇这样的历史洞察力。以金庸为例，将明朝皇帝视为远较清帝昏庸，是不够客观的。事实上，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重用宦官，包括天启重用魏忠贤，在文官集团笔下留下恶名，原因，正是为了向文官集团要权，要钱，要军队！参考《从政治角度看，明朝覆亡不可避免》。抹黑明朝诸帝的，并不是满清皇权，恰恰相反，是明朝的文官集团自已，所谓的明遗们。

那么清朝有什么区别呢？清朝最大的区别，在于皇帝拥有一个足以震慑汉族文官集团的满蒙军事集团；同时，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训，皇帝完全掌握军队。文官集团，仅仅在财政上，向满清皇权负责。这样，清皇权，也就不需要象明朝皇帝一样，一边假装“无为而治，偷懒不上朝”，或者“热爱木工”，“爱玩打仗”，一边用宦官向文官集团开刀。同时，管的事情多了，清帝系，也就较之明帝系，显得更加“勤政”。

如果没有看到明清皇权，与实行了党内民主的官僚文官集团之间的利益斗争，看明清历史，那是张眼一摸黑。会有很多“不可理解的昏庸”，——只怕，昏庸的不是古人；而是所谓的历史学家吧？就象到本博的那些肯定认得几个字的历史大师一样，谩骂笔者，那是振振有词，妙语连珠。他们呀，那是真的“懂历史”。

认清到这层，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文人对晚明崇祯败亡的所谓“可怜”、气数，有道而亡，等等；就是可笑的代名词。崇祯事实上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弱智皇帝。他的哥哥，天启，比崇祯具有更高的政治才能。天启利用魏忠贤打击文官集团，培养出一个通过魏忠贤效忠于皇帝本人“阉党”，即，背叛了文官集团时代道德观的“叛徒”，实际上是强化了皇权。笔者没有证据，这个世界也永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这种设想：英宗的亲征，武宗的“贪玩”，天启热爱做木匠的“昏庸”，万历“不上朝的懒惰”，实际上，是一种避免文官集团阶层团结起来清君侧“靖难”的政治手段。

崇祯皇帝没有听明白天启临终前的话“魏忠贤忠谨可靠”这句话的意思，不但杀了魏忠贤；而且在道德厌恶感的驱使下，对阉党（其实是效忠崇祯帝权胜于文官阶层的官）赶尽杀绝。从这一刻起，崇祯皇帝就已经落入了文官集团的摆布中不能自拨；————象崇祯这样赶尽一党扶植另一党的蠢皇帝，宋元明清900年历史里，也就只有这一个！崇祯不亡国，谁应该亡国？尽管崇祯14年，崇祯可能是幡然醒悟，收葬了魏忠贤的尸体，但是，已经崩溃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难道还可以挽回吗？

崇祯成为亡国之君，他的蠢还不仅仅是不明兄长遗言，还表现在崇祯进一步对本可利用的文官集团主流，即东林党，苛刻处之；逼使袁毛内讧，又极冤惨杀袁崇焕，任用温体仁继续打击文官集团中任何可能处理危机的努力，……，我不知道崇祯之所节俭、不屈自杀有什么实用价值。看到崇祯的政治处置方式，总听到一句话，这个人不亡国，世间不会再有亡国之君！其实，根本不用看历史朝代，就算是今天各个国营企业、政府式的单位里，那个不是重复着同样的党派内斗的办公室政治？文革，不就是这样一种党内政治表象化吗？86-89的内斗，不是这样的表象化政治？毛氏泽东是一个，崇祯，又是一个！他们都只是普通性的好人，非要雄才大略、远大理想，做点出格的事证明自已的英明神武，……，好心才能办坏事！他们都为民族社会，带来了弥天大难！

现在，把皇权专制社会中的三种主要利益关系列出来，皇权利益，官僚文官集团利益，和社会平民阶层利益一起放起来看看其中的关系：为什么皇权必须利用文官集团的道德口水仗，左派右派的党争？为什么《黄宗羲定律》九百年里面一直保持高度有效？为什么《暴民政治总是瞎折腾》？为什么要建立国学儒教维护着三者之间的等级关系？为什么皇权政治无法消除文官集团行政效率的腐败？为什么宋朝必定败亡，明朝必定败亡，清朝必定丧权辱国？

想想，在这个体系中，有什么有任何因素保护民族社会中最基础的政治利益，——平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有么？如果也是没有的话。那么，今朝的命运，换因为国字儒教换了马列毛的绝对道德圣经，就会有丝毫的改变吗？为什么，不能还政于民，让平民拥有可靠的政治手段，保护自已的利益呢？为什么要如此抗拒普世价值观，留恋国家奴隶制的残羹剩饭？

本文“朝议，向自治基础之民主宪政改革”，承接前文：

《信仰，个人世界观的基础断言；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
《社会利益争论摆脱绝对的道德标准》
《明朝文官集团内部党争是真正的民主吗？》
《西方民主与东方专制，人性有私与无私之分歧》
《人性本私！老百姓能否问两会“我的利益在那里”？》
《欣赏两会代表们的之无私代议》

《三纲五常儒家理教之国学精华的科学实用性》

关于明朝灭亡的历史讨认，还可以参考以下文章：
《中国历史，走在道德内战的消亡路上》；
《历史，不是道德素材库》；
《历史，你的名字叫故事》；
《何必粉明？明亡于清只是专制发展史上的小浪花》；
《阎崇年、金庸力挺袁崇焕体现真正的爱国者本色》；
《让时间发生序列证明民族英雄袁崇焕》；
《明朝必亡！冤杀袁崇焕，也只是小事一桩》；
《民主社会不需要有倾向性的“民族政策”》；
《现代历史学观，和现代历史学家》；
《亡于内需不振！今天仍是明朝吗？》；
《凤凰卫视变成袁黑台，委实不智》；
《从政治角度看，明朝覆亡不可避免》
《爱国，并不是做个廉价愤青喊打喊杀》

《辩证的人权经济学》之社区自治系列有以下文章：
《民主的基础政治结构是自治和自理》
《民主之路，社区基层民主比“党内民主”重要得多》
《民主之路：不能一步到位全国直选》
《人性本私；民主不是治腐败的速效灵丹》
《社区自治让民众有共同的利益呼声》
《社区自治是对人权的基本保障》
《社区自治就是以社区组织为单位，由人民自主自已事务》
《自由结社，社区自治和迁移自由和“西方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的选择权，在该地居民，不在外来者》
《社区自治之户籍制度与民主人权的关系》
《社区自治同时保护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根本利益！》
《户籍制度天天被反，真的应该废除吗？》
《户籍制度不是万恶之源，请不要反对户籍》

三纲五常儒家理教之国学精华的科学实用性观察

国学痴迷者，希望从四书五经中找到只字片语的成功真经；或者从《孙子兵法》中，找到一字半句克敌制胜神谕；从《胡雪岩传》中，找到成为成功商人的财富真经；从《毛选》中检索出永恒真理的只言片句；——但是，没有贵族传承的身份，四书五经儒教哲学是你的武器，还是您的枷锁？没有粮饷齐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孙子兵法》于你何用？有了这样的军队，不用孙子兵法就打不了仗？胡雪岩离开了左宗棠，他还可以是一个富商吗？盛宣怀离开了和李鸿章合伙寻租，还是成功商人吗？阁下以为钻研胡雪岩的只语片句就可以发财，谁做你的左总理，李总统，供你寻租？毛的话题更长，这里不说了；以后有他的篇子。

儒家国学之流的“传统文化”，喜欢把“西方”的科学视为“偏流末伎”。谁是偏流，谁是末支，谁离了谁不行？今天是中国人苦苦抗拒“西方科学”的侵蚀，还是西方社会听不见四书五经就活不下去？看看150年屈辱求存的历史，似乎还没有令一些人醒悟；还是，这些人早就醒悟了，已经放弃了“振兴华夏”的幻想，急于装出一副爱国相，骗了爱国愤青的贞操，做着“量中华物力结列国资本欢心”的买办？

儒家学说，所谓国学，或称传统文化，只是一个媒体炒作的概念。从比较广泛的认同看，主要就是指儒学，部分结合道家禅机的传统玄虚学说。这种东西搬上台面，最怕的就是“科学“、”认真”五个字！为了逃避科学“重复性，实证性，他证性”三要素要求，要么就是更改科学的定义；要么，就是给“认真”套上一顶新产的帽子，称被“西方科学洗了脑”。

这类神秘弄玄，仅供等级制度上位者压倒下方民众的语言工具是科学吗？按照科学三要素要求，当然不是；但是，他们有没有用呢？看看他们苍白的辩护，已经要给对方带上“西方科学的压迫”了；妙就妙在加上“西方”，这样，大概可以欺骗一些民族主义白痴的感情。要不然，“国学”两千年来，完全服务于专制皇权政治之道德建设之本来面目，就会大白于天下。国学之“学”字，与神学之“学”，是同一个字；与科学之“学”，是两回事；————水火不容！国学改称为国教，儒教，或更能反映其本来面目。

现在再看看，茅于轼先生“为穷人做事，为富人说话”，难道有错吗？谩骂茅于轼先生的人，真的是穷人吗？还是，只是穷官？穷官不敢向富官张嘴，就向富民乱咬，这就是茅于轼先生被骂的原因吧？所以笔者说，《极左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官民之间，以严格的“以民告官，先自有罪；100大板，流配三千里”的道德皇律加以强化。官场内，何尝不是官字两个口，官高一级如同君臣父母？如此高压的等级制度，如果没有泄压阀，社会不可能维持安定。在中国，这种泄压阀，古时称为科举，今天称为高考！它类似于罗马奴隶和角斗士，乖巧令奴隶主中意的，或者在角斗场胜出的，抽签获得自由；少数甚至一跃而为新贵族；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简单说，科举和高考，相当于要花费重大的生命代价，有抽签形式提取幸运儿进入贵族阶层的手段。

在管理人科动物的系统工程里，这是让人科动物愿意承受奴隶身份，留有一丝未来希望稳定动物们心理的重要手段。“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正是人科动物们，啃四书五经国学，无非希望多少拥有做人的权力的那一分追求。可笑，一些人还向他们推荐什么西方技术，英语德语，试问，连人都还不算，试问“物理化学格致”，能够让学子摆脱“以民告官，先自有罪；100大板，流配三千里”的奴隶身份吗？同样可笑的是，作为科举本质的高考，更多的人是争论“科举中要平等”，而没有关注，“科举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平等！《教育"产业化"，考公务员，大学生失业》一文中，表达了这方面的观点。笔者还将在“民主新政之教改”里，进一步阐述，什么样的市场化，结合义务教育，是符合经济学基本要求的，具有社会公平性的教育产业化。

本文“朝议，向自治基础之民主宪政改革”，承接前文：

2009年3月19日星期四

黄仁宇的失误：宋明清帝国不是因为缺乏技术手段

纵观宋明清历史，专治皇朝富国强兵，如果不是只能集中到中央层面，搞个北洋舰队，福建新政；就是单纯停留在口号上，起着“虚形于外，实侵于内”，维护军事政治贵族社会地位的工具。这一点，甚至可以从今天集中性维持的国有垄断系统（只是维持，不是经营），或庞大而不可为民所用的外汇储备上看出来。剥削民众强制低价出口补贴美国穷人，赚下的美元就支援美国政府向国民提供高福利；在国内，就通过增发人民币，无本生财地持有美元债权。表面上是说“外汇要集中才能发挥战略作用”。但是什么是战略作用？难道就是几千亿几千亿地亏损在两房债券、美国的金融资产上？

皇权专治既不能放手社会民间发展现代工商经营和技术；同时，皇权主导的“现代化新制”，又总是失败，成了东施效颦的可笑闹剧。原因在于皇权专治结合官僚政治的重大缺点，就是无法精确行政。即黄仁宇的评语“缺乏技术手段”。不过，黄仁宇先生以为那是时代的限制，以为是明朝时代技术手段发展水平的限制，却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只要是皇权专治政治，就一定无法使用技术手段，那怕是在21世纪。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小管删文章删贴子吧；可以说是把整个社会上网的人士都得罪光了。但是，这是舆论管理层的本意吗？相信不是！舆论管理层，充其量是指示“把有争议性”的文章禁了；以免麻烦。但是涉及范围这么广，无法一天一份红头文件。只能是层层施压，到了具体执行的网监公务员，就成了责任到位，谁专管的几个网站出了问题谁滚蛋。手中有点权，屁股放了块烙铁的网监怎么办？“宁可杀错不可放过！”，手中的权向新浪这类大小网站的网管施压，屁股上的烙铁加倍烧起来放在新浪网管的座位上。

想想看，如果我们是新浪网控，会怎么办？删错一个好的文章，人家有怨气也只是找机会冲三个呆表放炮；自已放过可疑对象，可就为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现实性地作出了自我牺牲的贡献！人性本私！结果就是删文章贴子必定是粗糙的。放在明朝还是今朝，完全没有区别。

所以，专治皇权社会就算有技术能力，也是不能用的。只能责任到人，尽力树立一个建筑在等级观念上的绝对的道德观，用道德在精神上去管理。之所以要依靠等级制度，是因为道德这东西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思想玩意，如果不是以等级制度“官字两个口，官大一级压死人”，就算是删贴这样的小事，也是没完没了。多没效率。

为了删贴有效率，一级级往下压，“宁可删错，不可放过”，学子文章除了学清朝汉族文人那样“风花雪月”，也没有那种话是安全的。瞧，连笔者说一句“凯恩斯主义是错的”，也给删了，只怕上党代表自已看了，不知道这一“删”是什么意思。自然，为了司法有效率，也是“宁可杀错不可放过一个坏人”，聂小哥树斌也就成了刀下之鬼，——如果放在清朝，只怕有人会怀疑是不是宰了白鹅。而为了经济技术管理有效率，密密麻麻的审批部门是宁可禁错不可放过。有经验的朋友如果试过产品投放的话，不知对那几十个没完没了的申报“许可证”有何感想，————可以说，如果你不是花血本打通了上层关系，就回家呆着吧。

说来也好笑，站在权力核心看，笔者这样的经济政治立场，充其量是“30-50年内慢慢动摇专治者的政治根基”，而一旦专治者接受笔者的类似观点，其社会统治基础便会成十倍百倍地扩大、巩固。事实上真正畏惧本博理论体系的，是乌有之乡的极左们。张宏良等人，分明就是直接用文革一套颠覆现政权，用塔利班术文革式的毛教极左取而代之为最高奴隶主。到时，连今天的当权者也无谯类！张宏良不但是要把当权者连根拨起，还要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消灭！但是可笑的是，张宏良可以畅通无阻，笔者这里就常常感受到亲切的关怀。

为什么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两种。一种是专治文化无法施行细致的技术管理，于是“无过就是有功”，“宁可杀错不可放过”；另一种解释是，中国根本上仍然是一个极左的社会；只不过在“极极之左”的毛教原教旨主义看来，才是“右”了。真实的答案，很可能是BOTH！贴子是小事。但是，社会科学技术进步，其实就是一份份由想的贴子变成实干的贴子，同样被如此这般地“宁可禁错不可放过”，不过有功但求无过的维护着安定团结。宋明清三朝之最终败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是皇权专治的官僚社会的必然命运，那里会因为四书五经换成了马教毛教，就会有所改变？

说句难听的，皇朝天命，那个皇朝不是开国时意气风发，自以为代表了上天的选择？永恒先进性的说法，老套得掉了牙。挽救不了皇朝衰败的命运。如果不和基层人民利益一致，以社会自治代议的方式扩大皇朝的统治基础，（意味着约法立宪），皇朝的命运之悲惨，与其手段的高压程度成正比。因此，皇权政治之缺乏技术能力，不得不依靠道德治国；并不是时代的限制，而是，那本身就是皇朝政治的选择，是等级官僚制度的维系的必须品。

换句话说，不是因为宋明清帝国皇朝，因为“缺乏技术手段”，只能选择道德治国；而是，因为选择了道德治国，从而必然“缺乏技术手段”。其实，“道德治国”，对于专治统制者来说，也是一种技术手段。宋明清帝国选择了“文科的”道德治国技术，也就必然放弃了“理工科”的工商技术社会。

《三纲五常儒家理教之国学精华的科学实用性》

《宋明清在国学儒教绝对道德观维系下的必然败亡》

2009年3月18日星期三

宋明清皇权官僚等级制度对民营工商技术积极因素抵制本能

前文《皇权政治的文官集团之等级制度和腐败的关系》与《明朝道德治国不是因为缺乏技术手段》，已经说明了，为什么宋明清三个很成功的专治皇朝，当他们真正成功地富国强兵后，其军事国力总是脆弱得可笑。有其制度演变的必然性。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制度。原因在于，这些成功的专治帝国，所成功的是专治本身。对比早一千年的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先是豪族，后是军阀朝代的变迁，谁能说，从专治权力的角度看，宋明清不是非常成功的帝国皇朝？

这些皇朝本质上是“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维持“专治单项业务”的成功。换言之，整个帝国维系，取决于八个字的国策“虚形于外，实侵于内”！目的是“强干弱支”。所谓的外敌外患，无论是真的假的，最终只会强化国内专治服务。这类皇朝的特点就是“强硬”，特别是宋明两个朝代。前者撕毁了一切和平协议，直到自已灭亡；后者拒绝一切和平协议，同样直到灭亡。也正是认识帝国“示形于外，实侵于内”政治本质。

宋明两朝，他们是傻的吗？其实，正如一些朋友一旦被人质疑社会地位就暴跳三尺，宋明两朝当权之皇权，还有文官集团，他们执法的道德合法性，就在于“有外敌示形于外”。用曹刿的话来说，“肉食者谋之”；（从前只有贵族有能力吃肉）；所以今天应该是，“吃人者谋之”。笔者对于极左愤青“赞赏毛主席饿死国民发展军事”，“神七神棍飞上天”是一点不感兴趣。原因，是对“实侵于我”，很不感兴趣。

皇权专治依赖的官僚系统，具有巨大的效能损耗。这种损耗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是几乎完全排斥来自于民间的技术性进步。道理很简单，专治皇权到文官集团，维持政治稳定的最核心政策，就是保持社会的等级制度有效性。注意一下，中外专治社会的传统文化，几乎清一色是为了维持等级制度。那么，民间社会出现的工商业萌芽，或者出现的技术进步，就会对原有的等级制度构成根本性的冲击。因此，专治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压制，甚至禁止社会出现任何工商业技术性进步。黄仁宇称之是“明朝罕见的政策”，其实，同样的政策也出现在清朝，和西班牙。

这种牺牲社会进步，维系官僚经济等级的制度，会导致非常具有专治优越性的社会生产现象。象，决定科学发明的不是科学家，而是代表了最先进科学的官僚，通常，学八股民（国学）或者马列哲学的神棍。决定工业技术设计的不是工程师，是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的官僚，通常，学党史出身；决定经济要素管理的不是经济学家、会计、统计专家，而是代表了最先生脸皮的官僚，通常，他们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决定战争指挥的不是职业军人，是进修三国演义的诗人、天才的军事家；决人口政策的不是社会人力资源经济学家，而是两个刚刚从党校学完政治经济学毕业的研究生，花了两个月时间泡制的“计划生育”国策；……，凡此种种。这样的社会，要做到战无不胜，真是易如反掌；厚着脸皮开动最具先进性的舆论管理工具，吹！就行！

今天朝野文人朋党争论之“明朝引进技术更开放”，“清朝洋务运动很开放”等等，都只是伪命题。

事实上，宋明清这三个依靠文官集团辅助专治集权的朝代，其稳定性要求是“一切利于等级制度维系的都支持”，“一切不利于等级制度的都反对”。这种政治制度性的道德观，超出了“先进与落后”的范筹，是维系皇朝专治政治的必然选择。这种观念最早出现，并非始于宋，而是儒家孔圣人主政鲁时矮季叔孟三家孙氏城墙时，就已经系统成文。只不过到了宋明清，这种“牺牲国家整体利益”，维持中央突出地位的思想，才成为国策。孔子时代的鲁国，当时的情况，私下认为与今天中国有点相似。代表地方利益的少正卯，初看有点象温家小宝的形象。那么鲁国的命运，是不是和宋朝、明朝，清朝，也有一点相似呢？今天呢？

宋明清以及后清四朝，还有已经灭亡的沙俄苏俄，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为了维系等级性制度，压制地方工商性技术积极因素的出现，（今天即民营经济成分）。如果以为这几个朝代不喜欢“新技术，新生事物”，那是不对的。事实上，他们很喜欢！只不过，他们强调，新生事物必须由官府权力首先采用，强化了等级优势后，再让审批给民间基层采用。就象孔圣人审批三家边关城市的城墙，和，商务部审批汇源并购，或者，信产部审批3G，以至那种防火墙可以在市场上销售……，关键词：审批。

让我们来想想看，面对商务部，（或其他的什么部），代替了独立司法后的高效率。下一次汇源二世，或者是可口可乐三世，要再次商量并购或者购买什么事的；又或者准备开发什么市场，发展什么产品，他们是会“先关起门来工作，做出成果”呢，还是，要先把“高效率的政府司法环节打通呢”？呵呵，积极意义是，连政府公费吃喝的钱也可以省了一部分，由商家负担了。既然实际工作已经不重要了，那么，是不是干脆就把项目重点，变成了针对“高效司法的政府部门”的攻关呢？人性使然，如果不是制度所逼，天底下那会有那么多的贪官奸商呢？

本文观点，可参考以下文章：

《黄仁宇的失误：宋明清帝国不是因为缺乏技术而选道德》

《三纲五常儒家理教之国学精华的科学实用性》

《宋明清在国学儒教绝对道德观维系下的必然败亡》

赞美汇源案中反垄断法执行的高效率

笔者在《神圣垄断法》一文中，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的因素流程，表达了这样的担心：国有经济的行政垄断，才是真正导致中国式垄断的原因。行政垄断不能写进反垄断法，那反的是什么？不就是能够威胁到国有经济的民营新生事物吗？反垄断法所强化的，其实就是经济领域的“黄宗羲定律”。看来，每一个被送上祭坛的，很可能就是朱新礼的汇源。

在汇源收购事件中，笔者还看到了，除两会廷议的党内民主外，另一种高效率的行政流程：网民代替民意，归于国有舆论管理层的公务员们对口管理；五角六毛地，在网络上炒作代表了全体公众的民意后，政府权力部门就“顺应民意”，无论是好事坏事，都可以做过十足！有时侯，这种网络民意支持率高到如此程度，象博友提供的中方对美国人权状况的内部分析报告，其显性网民支持率高达1%，其余99%，给管理起来了。说到这份内部的报告，中国文化很具有阿Q式的革命精神，会把自家床底的怨气，称为对美国的反击。

请已经激动的左愤们先喝一杯茶，放松放松；笔者可没说谁的人权好，谁的不好！笔者是说，美国的所谓中国人权报告，是国会出的，注意，是国会出的；美国是一个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严禁政府胡作非为、官官相卫，（竟然这么坏！），政府要对国会负责。国会出这份报告，是给政府的一个备忘录，非强制性的备忘录。言下之意，“在我们眼里这些个国家是这种玩意，政府和他们做生意，要在我们这过关，留点神吧”。类似于今天公司老板在新员工入职前的训话。人家的内部事务，笔者愚钝，实在不知道那份中国政府出的“美国人权报告”用意何在？注意，是中国政府出的；中政府Vs美国会，即“中国员工Vs合作公司美国老板”，想吵架。

言归正题。如果商务部能够根据经过管理后的“网民”的民族主义留贴，就可以裁定“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是违法的话，那么，事实上，用同样的办法，再发动十场文革，打倒十万个刘少奇，另外宰掉两亿多余的中国人，绰绰有余。同胞们，你们没有这种担心吗？

最后，《反垄断法》即使本质上是《国企神圣垄断法》，按我的理解，怎么说，也是“法”，是用之于“司”的法。而这个司之责，居然是“商务部垄断局”，即，一个政府部门可以对条文任意解释地“司法”。天呐，这还是法吗？难怪，吴阁部声称“中国绝不搞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试问中国历史上那位内阁大学士，会喜欢让人监督自已的工作的？萨达姆这样的大侠，多少还敬畏一点阿拉伯兄弟，和安拉的眼睛；查韦斯天天祈祷，他多少相信上帝在盯着自已。中国诸阁老，大体上都和笔者一样，让马列洗过脑的，别的作用可能相反，但是“无神教”怕是共同的特征。想问，诸位阁老，世间还有他们做坏事时，会害怕的东西吗？

笔者不想深入讨论汇源案的细节问题，dont be too details too early！笔者有一种感觉，商务部神圣垄断司裁判汇源的几句感性理由，放在任何案例上，只要改几个字，基本都适用！这是很高的司法效率。绝对比美国欧洲裁定微软违反反垄断法十年八载庭外和解，那是绝对的高效率。也是极左爱国愤青所寄望的，中国能够最终超越美国的社会制度优越性。这种高效率是不可置疑的，以致于，一些重大案件，嫌疑人在曾经犯罪前，就已经被抓捕、口供、证据确凿、复审、判死刑、枪决、火化、骨灰交给家属；一条龙服务，被特快专递还快。中间惯例性的，器官可能已经被革命性摘取，移植到了商业性病人的身上了。收入，当然是神圣垄断的。一位知名的被服务者，叫聂名树斌。可能吧，这只是绝无仅有的个案，恰好被揭露，搞得众所周知。比概率论的角度出发，纯属个案可能性绝对有，并且超过万分一！所以呀，这种事情被忘却得特别快。聂兄弟树斌，在另一个世界，大概已经19岁了吧？

汇源垄断案，是不是有着同样的高效率啊？以马列先知的名义，赞美它吧！赞美诗词，载于以下几篇文章：

笔者是一个不想从政的懒人，对于汇源案，不想象各位怀有远大政治理想的专家们一样深入浅出。仅仅是从商人的角度看，从可口可乐股票得知并购案被否定后，欢天喜地地拉涨停看，商务部很可能只是帮助可口可乐毁了一张错签的、价格过高的、前景不明的合同。唯一吃了大亏的是想象好人的猪爸爸朱新礼先生。本来嘛，中国的企业赚钱是次要的，骗银行占贷才是经营之道。猪爸爸良心发现想做正事，这不，企业不能卖；环境不能好，只能变着法子超级骗银行占贷。

要不，等于是买通了府的竞争对手，打掉了出高价的买家，要贱买他手上的汇源。甚至干脆就是准备跑向共产主义的短跑明星，准备低价国有化，减少国有资产买汇源的支出？反正这类故事，在今朝革命京剧舞台里的旧社会，时时上演，通常会是一个受害者的美丽女儿当花旦开的场。不知朱先生是不是有一位女儿呀？为什么茅于轼先生一边为穷人做事，一边，要为富人说话？无它，中国富人如果是坏的，那都是给逼的，养了一个做花旦的女儿，等着哭丧着脸唱戏喊冤呢！

今天股市：调整没完，补仓太快

等了两天等来一个跳水，跳了一半。两只石化股的护盘，足以看出基金是下了血本做这波行情。银行股相对走弱，可以认为护盘动力仍然没有用完。那么，下周初，还可以再牛皮一段时间。基金的选股仍然比较僵化。实际上，他们如果分散少量资金到其他板块，特别是小盘股板块里，就算是战术性的买一点点股票，保持热点。那么，当他们主要的资金进入大盘股时，也不至于导致全局走软。等于套牢了他们自已。

今天建仓了东方雨虹；减仓了诺普信,拓日新能；补仓多只股票。主要是流动性较好的中盘股品种，以及小盘股中的医药品种。
渝三峡 7%
一致药业 7%
伊利股份 6%
利尔化学 5%
三全食品 5%
恩华药业 5%
上海莱士 5%
美邦服饰 4%
东力传动 4%
水晶光电 4%
科大迅飞 4%
新华都 4%
怡亚通 4%
卫士通 4%
川润股份 4%
天宝股份 3%
金风科技 3%
诺普信 3%
独一味 3%
拓日新能 3%
歌尔声学 2%
武汉凡谷 2%
华东数控 1%
西仪股份 1%
东方雨虹 1%
天威视迅 0.5%
北化股份 0.5%
资金 4%

今天我们的买卖很有瑕疵。有可能是已经被一些资金针对性地反操作了。上午的买点设得太高了，不少股票轻易触发。资金仓位消耗太快。股票小幅波动，没有什么获利减仓的空间。全天亏损虽然不足1%，但是资金仓位损失了11%，增加到了96%。这是比较危险的。希望下周判断正确，还有牛皮减仓的机会。不然以4%的仓位，很难应付权重股补跌的消耗。

皇权政治的文官集团之等级制度和腐败的关系

前文《道德治国国学之中庸之道指导的社会经济政治》，简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人治之“和稀泥”。这类“很会做人”的高手，相信所有参加了工作的成年人，一定碰到过。事实上，崇拜“一语秘笈”的国学传统文化，恰恰就是两千年来为专制政治服务的“人治”临场应变技巧；集阴谋厚黑之大成，为内斗内耗而准备。这些所谓的国学，有半点组织学在内吗？有半点管理学在内吗？有半点经济学在内吗？有半点统计学在内吗，……，全都没有！这还只是“文科”的技术内容，至于说理工技术类的，更是一点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们，就是凭着这些厚黑技巧，走向满清军事机器的屠刀，走向英国远征军的炮口，走向日本侵略军的枪口，…………，大师们，大获全胜，今天还午剩下几个老不死的；在向新一代介绍那150年中体西用里，战用不胜的历史功绩。对了，还应该加上明朝战胜满清，迫使满清屈膝入主中原的那段历史。

皇权专制，完败于拥有现代技术手段的民主宪政；概无例外。是因为民主宪政催生了技术手段（现代科学），还是技术手段，“中体西用”，恰恰上万件发明落在民主宪政的社会？事实上，皇权专制的社会，在历史上，也经常性地败于地方威权采邑的政治体，象，明败于后金。原因，正是由于皇权专制政治体系，是一个缺乏负反馈制衡机制的社会系统。皇帝不能直接管理万物，不得不依赖受人性之私影响的官僚系统，也就必然会产生效率性的损耗。这种损耗，称为腐败。正如无阻尼系统不可能存在一样，“无腐败官僚体系”也不可能存在。

专制皇权反腐败，那是皮之不存，毛之安附？要真正反腐败，就不能把政治基础放在由上而下的官僚集团上，而是，依靠将政治基础落实到全体国民身上。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宪政！基于社区自治，逐级选举授权代议的民主宪政。有人会说，“民主社会的官僚系统”就没有腐败了吗？这些人不明白一个道理：官僚系统是从上而下专制社会的工具。民主社会是从下而上授权的政府服务型社会。有时侯，象印度社会常见的，由于不同阶层的民众没有达成共识，或部分机制不合理者，服务效率不高，是存在的事实。但是，它并非是“行政效率阻尼”的腐败，而是缺乏行政的迟钝。因为，民主社会不需要官僚系统。

其实，以社区自治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其公共服务体系，也同样存在着效率性的损耗。这是必然的现象。腐败是高度的“行政效率损耗”，因此，“效率性的损耗”，以某种角度来看，也确实可以视同于腐败。民主社会的服务性政府、政治透明性、民众对自身选任的官吏的监督贴身而密切，都只能“减少腐败”，令到效率性的损耗可以降到只有“存在性的意义”，但终归还是有的。

民主社会反腐败，即减少行政阻尼的效率性损耗的办法，除了前述的“服务性政府、政治透明性、民众对自身选任的官吏的监督贴身而密切”外，还有进一步的“容过”条件，就是，政府小！小的政府就算存在着“腐败”，对于社会的伤害也相对地更小。因此，社区自治为基础的民主社会，强调“私有制，民情自理”，其潜台词，不是“私人管理一定胜于政府”，而是，“私财亏损后果自负”。私人管理私财，效益差了，亏损了，破产了，是自己打碎牙齿和血吞；至少不能象后清一样强制全体百姓为代表们的亏损埋单。这才叫“所有人没有缺位”，也是“国有资产，国有企业”根本没有存在价值的原因。

腐败，即行政系统的效率损耗，在专制社会里，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时也就造成了效率损耗的高度集中。同时，由于专制权力可以在大规模的社会死亡发生前，任意把效率损耗造成的亏损，转嫁到社会底层幸福的动物们身上。因此，专制受益者，关心着美国人民的冷暖，多于关心自已效率损耗造成的亏损。

所以，官僚集团是专制社会能够生存的必要工具。毛企图采用暴民运动冲击官僚集团，维护专制皇权，与此同时，敌视基层民主选举的民主宪政，即张宪良之辈咬牙切齿跟随着毛的余音诅咒的，所谓的“西方人专用的人权民主”。这一要，只能说明毛这个人，根本不懂政治。而等级制度，又是官僚集团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腐败，只不过是维持等级制度的必要工具，即，排斥任何危及等级制度的他方因素出现；而不惜负出社会效益的代价。可见，皇权专制社会的本身，依靠腐败生存。希望皇权专制的社会能够“反腐败”，共可得乎？

本文“朝议，向自治基础之民主宪政改革”，承接前文：

2009年3月17日星期二

残酷剥削地方利益的非世袭性的包税人采邑

在花费重大篇幅分析了皇权专治结合官僚等级制度，即君权监督下的官僚集团的党内民主、君权监督下的反腐倡廉之不成功的必然性后；以及这种制度对社会文化，对现代工商业萌芽的抑制作用；即解释了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社会的历史已经存在内在合理性后。我们继续“朝议，向自治基础之民主宪政改革”系列主题。

宋明清等近代皇朝，笔者将其归属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由于党内（官僚）民主等同于利益声明仅在党内官僚阶层中有效；因此《黄宗羲定律》作用不可克制。笔者所总结的古今中外的统一、内容性的社会政治体制，即暴民政治，官僚制度，（同级别：非世袭包税人采邑），皇权专制，威权采邑，共和宪政。官僚政治就行政效率上看，排倒数第二位，仅胜于暴民政治。这里，非世袭性的包税人采邑，也可以归并在党内民主之中，视为一种特殊的“官僚政治”形式。其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别。

非世袭性的包税人采邑，顾名思义，就是定期不定期地让不同的地方采邑领主，到当地做庄，除交纳固定税项于中央外，在规定的时期内，余项收益归包税人所有。这种制度，由于包税人领主不能“从长计议”，就算爱民一时，也无非为下一任做嫁衣裳。况且，“包税权”本身的得到，很可能也是成本高昂，————做生意是要还本的。这样，包税人就会在领主权任内，竭泽而渔，几乎就是人之本性。

宋明清的帝国时代，取缔了地方威权政治的“历史性进步”后，地方官员既不服从于地方民众的利益，也不用（也不能）长久考虑地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明清及今朝，甚至为了避免地方威权形成，强调易地为官，即，禁止官员有向父老乡亲负责的机会。因此，官员一经自中央皇权取得地方阶段性权力后，首先要“还本”，自已投资于特权资格证的银子辛苦钱，全要在任内实缺统统捞回来。这样，在宋朝就听到了一句名言，叫“一家哭安如一路哭”。为何一家哭也？投资没有回报也！

在明朝，和清朝初期，皇权还非常配合地把地方官员的薪水限定在饿死，或者接近饿死的水平上，易地为官，这样，为官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贪”了。却又把贪视为“道德”鞭挞的对象，其可得乎？还是根本上就是在制度上设计，让官僚阶层天生就是“欠了皇家”的？以此泯灭新进官僚残留的最后一点天良？

明朝就算冒出一个海瑞这样的模范，传说连毛上帝也受不了他的“道德治国，无私不贪”，有何助益？今天，类似宋明清三朝的“异地为官”，“阶级主政”的类包税人制度，仍然在马教加上国学的调料里发酵，异地为官禁止为地方乡亲打算，那是原装照用；包税人之竭泽而渔，有了新的代表先进性的名词：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同样的寅吃卯粮！

其实今天的地方土地财政，高房价；一方面既是地方税收留成太少的缘故，即，包税额度太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同样的要养一大帮子要喂饱饭，年年加薪，公费旅游，公车消费，公费吃喝，高档次办公的公务员，和垄断企事业单位的上等公民。所谓“收税”提供地方社会服务，说说罢了，养这帮人还养不及呢！至于地方经济是不是需要这一大帮子饲养成本高昂，还不能杀的“猪”（有博友留言这样说，感到有点妙），代表们没有问地方公众的意见。他们，问上级，问马克思去了。

如果以为“非世袭性的采邑包税人制度”，是中国特色，那可就大错特错。其实，那是包括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有印度各个大大小小的土邦、王国，帝国；一直到，莫卧儿王朝，主要的制度都是“非世袭性的采邑包税人制度”。特点就是历任官吏，对领地内的民生毫不关心，竭泽而渔。以至于，英帝国的商业性公司————东印度公司，无意间征服了印度后，对印度的管治，反而是印度有史以来社会行政成本最低，最清廉的历史时期。被“万恶的英国殖民者”征服期间，印度人民所遭受的剥削，平均起来只有“民族独立的帝国时期”的三分一以下，与此同时，用于公共道路、水利的支出，则增加了十倍以上！至少从印度民众生活水平的角度看，“万恶的英国殖民者”，对万善的专治帝国的征服，是《印度历史的进步》。

今天用于洗脑工程的国产“政治经济历史学”教程，将保护地方、个人团体的所谓行为，一律斥之为落后的“地方保护主义”，仿佛“人人无私，处处无利”，统统效忠专治皇党的豪华奢侈，才是进步。那么，请明示，“地方保护主义”，是保护非世袭性的包税人采邑官僚人领主的利益，还是，保护当地地方民众的利益？难道，当地地方民众的利益，不应该得以保护吗？如果应该保护，那么，方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