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是毒死全民族的毒药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无数博文中提到的事实，“中央集权”，即“不受基层人权单位监督的中央集权”，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社会缩编”的适应短期全面战争需要的极端性军事性政治行为。中央集权的本质，就是军事共产主义。在短时间的战争时期，如果确实面临着强大得多的敌人的现实性的进攻，那么，它是一种牺牲部分国民，动员最大限度的战争力量求存的政治手段。但是，这种政策，只能适用于即期的，全局性的、具有民族存亡意义的极端劣势的战争环境，才有实用价值。即使是以下两种“恶劣”的战争局势，也不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适当时机：

1）并非战争暴发，而是战争的危险和趋势；不适于军事共产主义；否则就会被优势敌军，“三分四军疲楚误楚”，不战而胜；美国战胜苏联，英国战胜法国，晋国战胜楚国，就是用这套办法。

2）即使是民族存亡意义的战争，如果不是处于劣势，也不能使用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一战德国之速败，不是犹太人背后捅了一刀，恰恰就是鲁登道夫搞了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总体战，破坏了德国的战争经济。

在和平时代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即使是毛帝国、斯大林帝国那样的自以为是世界大战前夕的军事共产主义，也是荒唐愚蠢的。等同于“假敌之名，奴役于内”，把整个国家降格为国家奴隶制社会，那里还有一丝关点的“先进性”？这种体制，等同于放弃体制外的国民，压制他们的人权利益的基本要求，作为黄宗羲定律压榨剥削的国家奴隶；而把体制内群体视为真正的、缩编后的国民，以换取他们的忠诚。如果国家奴隶制是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那么人类社会最近3000年来的历史，就白过了。

和平时代的军事共产主义，颠倒了“经济是军事的支持基础”的优先级；否定了人权利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改进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者角色差异》中迷失了不同性质的社会单位的基本职能。紧绷而不放的政治军事神经，如同久拉不放的弓弦一样疲劳，变成了老油条。不从事实际生产的庞大的政治军事体制，在和平时节以军事式的高强度压榨，通过《黄宗羲定律》令作为民族社会政治军事基础的国民经济不断衰竭。两者形成的剪刀差，总有一天超出国民经济的代偿范围，根本不用等到敌人真正的进攻，（事实上绝大部分情况下进攻根本不会到来），这个民族社会就自已灭亡了。明朝，就是这样走向了深渊！

因此，列国相争，最重要的战略，是要让“时间成为自已一方的盟友”；窍门，就是藏富于民！和平竞争，经济制胜！当时间成为自已一方的盟友后，军事的作用，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为了保卫和平而存在的军事，而不是霸权主义的征服世界的梦想。对比中美两国的国家政策、战略设想、现实实施，笔者并不认为，正义在PR中国这一方。朝鲜半岛对峙的双方，正义和胜利，同样肯定不在北朝鲜金将军王朝的一方。

军事共产主义的失败之处，就是让“时间成为自已的最大的敌人”。这也是世界上没有那个SB国家会使用军事共产主义，更没有一个国家凭军事共产主义而成功（普鲁士德国的历史是一个误解）。为军事共产主义而制造的马列怪胎，从一开始就是一味毒死全民族的毒药。军事共产主义另一个名称，叫军国主义；而在和平环境，则称为法西斯主义；在历史环境中，简称为专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