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

笔者对历史学，归纳到了《历史，你的名字叫故事》，《现代历史学观，和现代历史学家》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历史不是科学，而《以市场为观察标测的经济学》是科学”。历史如果是科学，一定需要有一把客观的标尺，请问，在那里？中国的国产历史学家，象毛佩琦，郭沫若，阎崇年等人，甚至包括吴晗等大家，他们的标尺是什么？是原始记录！但是，原始记录就一定对的吗？清满档动不动就是杀几万几万的明军，加起来，明朝人口早就杀光了；毛文龙的战报（东江塘记）更是把地球人都杀了个遍，对吗？显然，所谓的原始记录，只是一个幻象，不能作为历史“科学性”的依据。除非找到这样的客观的，不依据人的喜恶而存在的依据，否则，《历史，你的名字只能叫故事》。无非是通俗的故事，还是故意说得不让别人懂的故事，或者，故意让人不懂，以便作为道德皇教的教材，驯化动物园里的人科动物。

主要在西方从事研究的《现代历史学家》，尽管很多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把握，即使是他们的学生，也超过中国所有“历史学家”加起来的总和。不是中国专家学者特别蠢，而是中国出产的都是“文学家”，无论多少加起来，在科学上的发言权，都比不上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研究生！笔者对中国历史的再掌握，正是依循这样的路子，从可考证的技术性依据、材料，再回溯到二十四史等官史野史的简繁体文言文，重新组织出那段历史的轮廓。所以，有人说“看文言文”才是懂史，笔者一笑了之。在笔者眼里，那是史盲的标志，掉书包式的“辩论”，以求压倒对方，笔者称为《中国式诡辩》，并写了《大学无书，远离中国式诡辩》。

真理不需要《中国式诡辩》！真理需要客观可证的实测依据。所以，当历史找到这样的标尺时，历史，就成为科学！

第一种标尺，是考古实证。商朝一度是悬史，但考出了殷墟，也就成了科学的历史；郑和宝船厂考来考去，只是几百吨的平底船坞，今天南京冒出了钢筋水泥的“郑和船厂”旅游点，不知再过几百年，会不会被当成“郑和宝船是万吨铁甲舰”的实证了。利用现代自然科学，象气象、地理、农业等回溯过去，再对照史策，所得到的历史重现，已经成了现代考古界重要的研究手段。不过，当历史以考古为证时，该学科的学者叫考古学家，不叫历史学家了；而且，很有点看不起“历史学家”。


第二种标尺是实仿，就是根据当时的记载，重新复核出当时的实物、成果，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照。这种办法目前在海外使用得越来越多，其结果尽管不及考古实证，却比单纯的“记史”更为权威。中国郑和船厂式的实仿也属此类，不过，正如中国的GDP喜欢造假一样，咱们的历史同胞们，为了让古中国更加高大伟岸，总是加进去了许多现代化的元素，让人哭笑不得。


第三种，是借用现代社会类科学，象经济学原理，以及古代有关赋税的记录，使用科学的以市场为唯一依据经济学，按市场交换规律、进化论一定作用于古代历史的方法去复核出最接近于事实的，经济学演变过程符合当代的经济学原理。这方面，英国麦迪逊，和华人黄仁宇，都是其中的宗师。从这个角度上看，笔者认为，黄仁宇，可能是中国当代唯一的真正的历史学家；古代学者里，黄宗羲，可以算一个吧？其他的？还是让他们去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好了。


用科学可考的历史观再看历史，少了许多“看中国足球比赛”式的无名紧张，中国的光荣，西方的光荣，与笔者已经毫无相干。关注的，是其中可考、逻辑可证的历史规律。不知是不是因为由此抛开了情绪的干扰，笔者自认为读史已经做到了《大学无书》，对历史客观真实的认识，不是一般沉迷历史典籍的国产学究可比。


言及于此，想起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很符合笔者的理解方式，但是等了若干年，只等来一部《赫逊河泮》。有点失望！又忆及黄先生也是仙人西去，谁能接上大历史观，惠悦及余？怕是没有了！笔者无力搞出通史式的大历史观历史重现，却有打算，有空时，以此作为一个系列，把中国文化历史故事中一些显见不实的历史事件，重塑一下，供读者茶余笑谈一二。


下文先接上前文《西汉王莽朝的经济危机》的话题；并尽快回到《人权经济学》的未完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