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期,是典型的全权性的“非世袭性地方采邑制度”,与莫卧儿帝国,有相似之处。不明确世袭令地方权力膨胀者跃跃欲试,同时缺乏对这些有野心的地方威权约束。安史之乱,实在是制度上存在明显缺陷的原因。类似安史之乱这样的地方军事威权冲击整个社会政治体系,在唐朝,是迟早会发生的事件。唐朝也就迟早会变成一个更稳定的世袭性的地方威权政治体系。因为,唐中央用于限制地方世袭的军事能力一经削弱,“非世袭性的地方威权体系”,也就自我升级,纷纷世袭了起来。这就是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
即使如此,唐朝偏向地方威权的社会政治,也有效地抑制了少量野心威权,如安禄山发动的内乱。一些学者统计了安史之乱时,安史叛军的数量和装备、训练程度,认为当时的安史叛军实力,明显超过了后来的辽国,以及灭亡北宋的金国的军队。正是这样一支叛军,被有效地限制在中原以北,大部分唐朝领土地,没有被波及,社会经济“安定团结”。不能不说,地方威权固然有令皇权中央眼红头痛的成分,也确实的护国安邦的作用。安史之乱中全国死亡700万,不少!但是比比宋末、明末、清太平天国,动辄死上几千万人,无论是规模还是时间上,都是小儿科了。
同样是唐朝,发生在唐朝的黄巢农民起义,其主要波及的范围,恰恰也是唐朝中央皇权有效行政的范围。尽管黄巢军队一度占领远至广州,但是,包括广州在内的唐朝诸藩镇实力,包括江南社会经济,几乎是完全不受影响。唯独是代表了唐朝最先进生产力的唐中央代表,成了冤大头。相反,各地藩镇少了贡唐中央的赋税,无论是四川还是两广、江浙,那都是罕见的纸醉金迷的好时光。不太富裕的北方地区藩镇,则上演了争夺中央皇权的战争,史称五代十国。其实际影响区域,在中原黄河的两岸。
可见,以唐朝兴亡作为历史的段落是不正确的,看不到其中的变迁关系。至少自安史之乱起,至宋太祖统一南方为止,是一整段地方威权的历史。如果算上辽金夏大理这些边境汉化的威权王国,那么,真正回复到唐初统一的时代,是元朝。在这长达500年的历史中,如同周朝威权时代,都没有发生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水密舱的作用,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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