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社会的等效边际压力定理

近来官方扩音机里最热门的口号是，“做大做强”；那可一直是当官的远大理想。只能是当官的，因为，只有不需要顾及成本的社会特权，才热衷做大，并硬称为“做强”。对于自负营亏，不能向社会转嫁损失的企业家，或者服务性政府，喜欢做小做强。“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成本的负担。小，意味着更高的效益，更高的利润率，和更大的适应性。但是，对于有中国特色的官商企业家，和中俄专治文化特产的官僚来说，“做大做强”，是他们的口头禅。这些官僚，那是恨不得普天下之财为彼财；大不厌大，只因，“大者”，就是他们的权的大，就是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大”，《官僚政腐的成本根本没有意义》。在这样的社会里，“做大做强”，只不过是拥有利益声明特权（本应同属于全体国民），对《黄宗羲定律》侵害社会的利益特权的强求不已。

纵观人类历史，“大而弱”的帝国多的是，小而强的国家，同样是多的是，但是，大而强的国家，特别是能够长久维持大而强的国家，从古至今，似乎只有一个美国了！连罗马帝国，当它大到一定程度，维持帝国的代价，也超过了帝国庞大所能带来的“进步”效益。甚至于象汉唐宋明清帝国，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如果不是转向地方威权，就是变成《中央专治的官僚社会，在内敛中慢慢走向衰亡》。

有一位英国学者，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农业帝国的幅员不能超出600万平方公里”，并被广泛接受。其实，这是一条经验性的自证式的断言，即“无法进一步证明的经验规律”；——这种经验性规律一般性是不可靠的；——马列资本律，很大程度就是依赖这类19世纪收集起来的经验性规律。用精准的逻辑用语去形容，它是提示规律的迹象evidence，不是证明真理的证据proof。缺乏逻辑细胞的国学文人，一般缺乏这样精细的逻辑敏感性。

这条规律更应该以“意会”的形式去理解，而不能用于进一步的证明：“庞大的统一”，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生产效率的进步、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安全程度的加强。而且，事实上，历史的结果是：恰恰相反。不少朋友经常困惑于“宋朝那么大那么富，为什么会打不过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明朝那么大，为什么会打不过后金”……；这种问题，是不是已经假定有这样的断言“大的就是强的，专治统一，就是进步的？”，如果这条断言是错的呢？相反的呢？在《简析宋朝败亡的原因》中，笔者再次引用了在克劳塞维茨的发现，《中央集权的大国容易被外来力量征服》。这是长期被“大而统一即为强”的中国文化洗脑者所忽视世界范围的历史事实。

即使对比近代中国和日本崛起的难易程度，也可以发现，中国这样的大而中央集权的国家，面对外来挑战的应对适应能力，远远逊色于日本这样小而具备地方威权性质的民族社会。为什么呢？笔者认为是同样的原因；并将这一条规律，总结为“国际社会等效边际压力原理”。这条原理，涵盖了“600万平方公里帝国领土极限”，和克劳塞维茨的《中央集权的大国容易被外来力量征服》规律；很容易解释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在面对世界挑战时的优劣表现。以为，为什么货币战争之类的反华阴谋论根本不存在，反而“反美反日的民族主义”本身，极有可能是国内既得利益政治力量安排的真正意义上的阴谋论：虚形示外，实侵于内！以及，为什么“藏富于民”的社会才有生命力，才能富国强兵；而“国富民穷”的社会，只能是为他国作嫁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