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无为，上善若水: 残酷剥削地方利益的非世袭性的包税人采邑

在花费重大篇幅分析了皇权专治结合官僚等级制度，即君权监督下的官僚集团的党内民主、君权监督下的反腐倡廉之不成功的必然性后；以及这种制度对社会文化，对现代工商业萌芽的抑制作用；即解释了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社会的历史已经存在内在合理性后。我们继续“朝议，向自治基础之民主宪政改革”系列主题。

宋明清等近代皇朝，笔者将其归属为官僚制度。这种制度由于党内（官僚）民主等同于利益声明仅在党内官僚阶层中有效；因此《黄宗羲定律》作用不可克制。笔者所总结的古今中外的统一、内容性的社会政治体制，即暴民政治，官僚制度，（同级别：非世袭包税人采邑），皇权专制，威权采邑，共和宪政。官僚政治就行政效率上看，排倒数第二位，仅胜于暴民政治。这里，非世袭性的包税人采邑，也可以归并在党内民主之中，视为一种特殊的“官僚政治”形式。其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别。

非世袭性的包税人采邑，顾名思义，就是定期不定期地让不同的地方采邑领主，到当地做庄，除交纳固定税项于中央外，在规定的时期内，余项收益归包税人所有。这种制度，由于包税人领主不能“从长计议”，就算爱民一时，也无非为下一任做嫁衣裳。况且，“包税权”本身的得到，很可能也是成本高昂，————做生意是要还本的。这样，包税人就会在领主权任内，竭泽而渔，几乎就是人之本性。

宋明清的帝国时代，取缔了地方威权政治的“历史性进步”后，地方官员既不服从于地方民众的利益，也不用（也不能）长久考虑地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明清及今朝，甚至为了避免地方威权形成，强调易地为官，即，禁止官员有向父老乡亲负责的机会。因此，官员一经自中央皇权取得地方阶段性权力后，首先要“还本”，自已投资于特权资格证的银子辛苦钱，全要在任内实缺统统捞回来。这样，在宋朝就听到了一句名言，叫“一家哭安如一路哭”。为何一家哭也？投资没有回报也！

在明朝，和清朝初期，皇权还非常配合地把地方官员的薪水限定在饿死，或者接近饿死的水平上，易地为官，这样，为官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贪”了。却又把贪视为“道德”鞭挞的对象，其可得乎？还是根本上就是在制度上设计，让官僚阶层天生就是“欠了皇家”的？以此泯灭新进官僚残留的最后一点天良？

明朝就算冒出一个海瑞这样的模范，传说连毛上帝也受不了他的“道德治国，无私不贪”，有何助益？今天，类似宋明清三朝的“异地为官”，“阶级主政”的类包税人制度，仍然在马教加上国学的调料里发酵，异地为官禁止为地方乡亲打算，那是原装照用；包税人之竭泽而渔，有了新的代表先进性的名词：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同样的寅吃卯粮！

其实今天的地方土地财政，高房价；一方面既是地方税收留成太少的缘故，即，包税额度太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同样的要养一大帮子要喂饱饭，年年加薪，公费旅游，公车消费，公费吃喝，高档次办公的公务员，和垄断企事业单位的上等公民。所谓“收税”提供地方社会服务，说说罢了，养这帮人还养不及呢！至于地方经济是不是需要这一大帮子饲养成本高昂，还不能杀的“猪”（有博友留言这样说，感到有点妙），代表们没有问地方公众的意见。他们，问上级，问马克思去了。

如果以为“非世袭性的采邑包税人制度”，是中国特色，那可就大错特错。其实，那是包括拜占庭帝国，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有印度各个大大小小的土邦、王国，帝国；一直到，莫卧儿王朝，主要的制度都是“非世袭性的采邑包税人制度”。特点就是历任官吏，对领地内的民生毫不关心，竭泽而渔。以至于，英帝国的商业性公司————东印度公司，无意间征服了印度后，对印度的管治，反而是印度有史以来社会行政成本最低，最清廉的历史时期。被“万恶的英国殖民者”征服期间，印度人民所遭受的剥削，平均起来只有“民族独立的帝国时期”的三分一以下，与此同时，用于公共道路、水利的支出，则增加了十倍以上！至少从印度民众生活水平的角度看，“万恶的英国殖民者”，对万善的专治帝国的征服，是《印度历史的进步》。

今天用于洗脑工程的国产“政治经济历史学”教程，将保护地方、个人团体的所谓行为，一律斥之为落后的“地方保护主义”，仿佛“人人无私，处处无利”，统统效忠专治皇党的豪华奢侈，才是进步。那么，请明示，“地方保护主义”，是保护非世袭性的包税人采邑官僚人领主的利益，还是，保护当地地方民众的利益？难道，当地地方民众的利益，不应该得以保护吗？如果应该保护，那么，方法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