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林那的阴谋没有演变成可与马略相比的真正的政治运动，（马略只是一个没那么激进的成功的卡特林那），也就令凯撒逃过了一劫。在苏拉对民主派平民党的扩大性报复中，凯撒一度几乎成为苏拉屠刀的对象，完全依靠凯撒母亲家庭的贵族背景，以及凯撒当时并不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才逃过一劫。苏拉其实并不滥杀！但是，如果卡特林那成功，凯撒会因为其温和右派的倾向被打压；反之，如果卡特林那“成功”后失败，那么凯撒必定在随后的苏拉式报复中死无葬身之地。凯撒当时的处境，实际上就是今天那样想利用乌有之乡极左冲击社会的“右派”的处境。
历史记载恺撒当时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他曾经打算向激动的罗马公民演说，把自已的关系撇清。但是还没有听说过《罗马特议事规则》的罗马公民，总是用纷乱的道德责难，令凯撒的演说才能毫无用武之地。阿庇安称：“凯撒无奈地坐回自已的椅子，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切”，这段描述，可以说是冷静，也可以说是绝望地等待命运的裁决了。如若不是西塞罗此时也是凯撒的政治盟友，希望温和的凯撒可以代替激进的卡特林那，稳住同情卡特林那的平民力量；拉了凯撒一把，凯撒可能会象卡特林那被逮捕的同情者一样被呆死。
凯撒和西塞罗被称为当时最优秀的演说家。西塞罗是公认的第一名，不但有鼓动性，更重要的是切合听众的利益；赢得他们的信任感。而凯撒的特点，西塞罗是这样说的：“凯撒的演说才能，不亚于当代任何一个演说家；他的演说合情合理，逻辑严密，修辞优美，能够说出每一个听众心中最关心的问题，并且让他们相信是可以解决的。只要凯撒能够让演说超过一刻钟，几乎没有任何演说家可以击败凯撒”。简单说，西塞罗的演说倾向于鼓动，而凯撒的演说倾向于如何解决。所以一旦凯撒能够将听众带入解决问题的语境，西塞罗的鼓动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凯撒和西塞罗，互相都把对方视为最大的政治对手。是对手，却不是敌人，尽管内战中，双方是敌对的阵营。
卡特林那死后，罗马极左的威胁就解除了。代表平民阶层的凯撒，与克拉苏和庞培结成了前三头政治联盟，维护了罗马的安定团结。三方通过承认庞培作为传统贵族的既得利益，换取克拉苏和凯撒分别对高卢和帕提亚开战，从对外的扩张中寻求新的利益，平衡罗马社会中的分配矛盾。这场尝试以恺撒的成功，和克拉苏的失败而告终。凯撒的成功，一度令罗马安定繁荣，西塞罗此时也成了恺撒最大的fans之一。他的肉麻的吹捧凯撒的演说就不说了。至少说明，凯撒的成功，为罗马的平民阶层和罗马社会带来巨大的GDP和就业机会的同时，贵族和工商利益者，也是受益非浅。
这个联盟，随着凯撒在高卢的利益越来越多地把传统贵族阶层排除在外后，为了争夺传统的政治利益优势，在多次企图和平地让凯撒放弃军事权；也就是由传统政治贵族单方面裁决凯撒所代表的平民阶层的利益；在这一尝试失败后，以庞培为代表的贵族“共和派”，选择了内战。笔者认为，挑起内战的，是庞培贵族共和派，而不是凯撒一方的平民党。结果，贵族派失败了；对贵族传统政治经济特权的压制，促成凯撒拥有了君权的之后，最终促使奥古斯都，成为事实上的罗马皇帝。而凯撒在成功压制了贵族共和派后，作为巩固政权的最根本手段，就是失败的格拉古兄弟的主张：保证罗马公民拥有的份地；从而在皇帝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守的拥护皇帝本人的政治和军事的社会阶层。
如此看来，罗马共和国向帝国制度的转变，从围绕着《黄宗羲定律》作用机制的博羿过程来看，在当时，是唯一可以压制传统贵族利益者的方法。凯撒的“专治”，实际上是以道德君权的方式，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保民官。凯撒自已，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于他的情人的儿子，传说是他的儿子的布鲁图斯之手。平民的利益，在民主的体系里，必须依靠君权去维系。这是罗马共和国向帝国历史演变过程，留给我们的一个问号。
凯撒是不是未及身败名裂时的王莽，是历史无法验证的假设。但是以凯撒有生之年，以及凯撒在遗嘱中把财产全部分给罗马的平民看，凯撒确实是在他的一生中，为他的平民利益的民主事业而奋斗。奥古斯都，哈德良，图拉真……，都很好的贯彻了凯撒作为“至高无上的保民官”的政治设想。他们共同塑造了古代罗马空前的繁荣。正如本文初，笔者认为，罗马的文明和经济发展程度，超过了中国所有的历史帝国。但是，如果遇上的是暴君，或者，是后期军阀式的罗马皇帝时，保民官压制传统贵族的作用消失后，罗马社会怎么办？
笔者此处只是提一个模糊的想法：罗马帝国接受天主教，相当于中国宋明清社会建立的文官制度；罗马教庭一方面独立于世俗政权，另一方面，长期通过类似十一税的教会税收，同时接近无条件地接受穷困僚倒的平民服务教会，起到了类似宋朝佣兵减贼的社会用用。随着尖底船、四轮车、干草和食物香料处理技术的发明、使用，欧洲寒冷大陆得以被开发。在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开发期间，天主教道德观维系的领主采邑、仆从（serv，仆人，或农奴），可以比单纯役使奴隶获得更高的生产价值，成为新的生产关系。（并不仅仅是马克思说的原因）。
而在地中海商业城邦，象威尼斯，热那亚，托斯卡纳，突尼斯，拜占庭（是城市，不是帝国），则由于依赖于商业贸易的物流服务，奴隶此时唯一的用途，就是作为船只的奖手；否则就卖给北方欧洲国家作为农奴，可以被作为罗马时期的奴隶，得到更高的利润。因此，这些社会保留了罗马时期的工商贵族和平民阶层的争夺，直到欧洲文明的重心，从拜占庭和威尼斯，慢慢转移到皇权专治的西班牙，和，第一个民权共和国——荷兰。
欧洲用这个办法，摆脱了全局范围内的黄宗羲定律的作用，也摆脱了一统天下的皇权帝制的长期政治上不稳定性。其间有一些条件，象便利的物流条件，新开发的大陆纵深，较少的游牧民族骚扰，是中国社会不具备的。大概，就是中国社会和罗马走向两条不同的社会演化道路的原因。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