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地方威权采邑体系，在今天的洗脑教材中，被妖魔化为“军阀混战的乱世”。其形而上学，那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将皇权专治社会的结果，即最终不可避免的全局性暴民运动，套在了世袭地方威权体系的头上；典型如三国。统计中国历史的世袭地方采邑威权时代象中唐，其间的军事冲突，无论是战争的规模，延续的时间，死亡的人数，对经济社会的打击，都远远小于皇权专治崩溃时侯的水平。甚至小于皇权集权时代对外扩张的时期。后者，在隋朝，伤亡之惨重，甚至直接造成了皇朝的崩溃。
可见，比世袭性地方威权采邑社会稳定性差的，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不是人间地狱，皇权牵制下的地方威权社会体系，更加不可能是人间地狱。如果不是为一家一姓，一圣一党的皇权专治制度的政治利益集团，大可不必无条件认同对自治型地方威权政治体系的妖魔化。所谓“中央集权、统一就是进步；地方自治利益就是军阀混战”的历史宣传，完全服务于皇权专治的中央政治利益集团。
世袭性的地方威权采邑体系，稳定性明显优于中央集权的皇权专治体系。原因在于，世袭的领
主，较皇权中央，及专治制度下的异地为官的官僚制度，以及非世袭性的地方采邑相比，更为关心领地内“可持续的实力发展”；更不关心皇权帝国对外扩张的利益。
因此，世袭的地方威权采邑的帝国社会形态，一个特点，就是帝国中央热衷于对外战争，其实质是调用采邑领主的实力为中央集团谋利益，“虚形于外实侵于内”的是主要的政治手段。春秋时期的口号，就是“攘夷”。而采邑领主本身，对于中央主导的对外扩张战争不感兴趣，相反，采邑自已，倒是热衷于扩张，扩张自已的利益。
由于有采邑领主阶层的“作梗”，皇权中央通过黄宗羲定律压榨社会利益，远没有皇权专治体系来得高效。而缺乏领主实质支持的中央主导的扩张，如果失败，会很快衰竭，令皇权中央与地方威权领主的实力归于平衡。典型如东汉，东晋，包括莫卧儿帝国在内的印度历史几大皇朝，奥斯曼帝国……，名单上有一长串。纵容地方威权自由扩张，而又有扩张空间的帝国，则出现快速的不可控的扩张，同时伴随着中央君权的瓦解，典型如春秋的晋国，以及世界上的阿拉伯帝国。
可见，对于皇权共主的地方威权采邑体系，对外扩张，并不符合中央皇权的利益。相比对外扩张，对内利用皇权优势，从地方威权手中夺权，即“削藩”，更具成本效益比。因此，皇权共主的地方威权采邑，从皇权政治利益的角度看是不稳定的；除非象西周春秋那样落后的社会经济，中央因为交通和可外运产品数量限制，不能从削藩集权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否则，皇权共主的世袭威权采邑社会，就会有两种可能。一是是分裂成国际型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皇权共主因弱势而消失，象晋国，东晋，法兰克帝国，阿拉伯帝国。另一种可能，就是退化成皇权专治制度。为了强调皇权中央的利益，每每不识以内战相加；而罪过，以皇权道德观，又会加在地方威权的身上，称为“搞分裂”。
可见，皇权专治制度特点是社会稳定性高和政治稳定性，在大周期性内都差；而在小周期范围内都挺稳定。有点象中国的股市。（笑笑）。而皇权共主的威权采邑政治形态，则是社会经济稳定性高（不会有大规模的人文灾难性崩溃），但是在皇权压力下，政治稳定性低。欧洲社会能够长时间保持着贵族地方威权，可能和皇权早早消失，天主教庭缺乏可靠的军事力量有关系。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