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文学家司马迁先生的革命党史通讯文学集，学名叫《史记》的，把刘老主席刘老三叫阿邦的，说得颇为不堪，其实阿邦这人还是挺不错的。老主席严守了清静无为的政治宗诣，不失平民本色；《与民约法三章》，开了中国古代民主的先河；珍惜民力，建未央宫不是他的命令（据说！）；三十税一的轻税，比起秦始皇“国人半税，军功抵免”来，（国人指秦人同胞，六国贱民收多少税再说啦），简直就是上帝下凡；难怪关中父老只怕阿邦不肯留在关中做老大。阿邦任人用贤，也就杀了几个异姓王，为的，也正是把残存的贵族豪强，外加怀有崇高远大理想的YY豪强韩信等连带杀了，笔者觉得不是他的本意。嫁冒牌公主给冒（牌）的单于，对汉朝老百姓是好事。多少丢了面子的，也就是阿邦自已。
无论那一方面，刘邦比起１６００年后的朱重八，另一个自耕农皇朝开国老大，要好得多了。那位朱老大，把富户商人全部共了产，好端端的商品经济社会全破坏了，还傻呼呼地冲着国库银子笑：“国富强如此，朕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这个白痴！一些汉皇粉说破坏唐宋以降中国发达的商品经济的是元朝蒙古，那是怪错了人。蒙古是几乎杀光了金朝治下的汉人，不过金朝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对南宋，蒙古采用的是重商主义。经济角度上看，破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是历史罪人朱重八！就中华汉族的缔造史来说，刘邦的历史地位，笔者认为远高于他的前任赢政委员长，也高于他的曾孙子刘彻。
不过汉朝也不是商品经济。汉朝三主席刘恒，学名汉文帝的，是笔者最喜欢的皇帝。刘恒和他的儿子，笔者不太喜欢，也不太厌恶的景帝，一同缔造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可说是如假包换。但是，恰恰是在盛世刻薄的描述下，用现代经济学眼光，就已经蕴藏着深重的危机：旧粮堆陈，铁钱散串。两者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商品交换非常不发达，通货膨胀压力非常巨大”。作为继承“急农以兼天下”的秦的汉朝，同样是一个屯积备荒的王朝，根据《价值守恒定律：什么是生产的价值》，交换才是价值；屯积而不交换，是使用未来灾荒的自产自用，作为交换价值的依据。用于贸易交换的话，可以大大提供粮食的安全度。前者，是用“余额”作为安全度，后者贸易促进生产，是用“余力”作为安全度。保证留有余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市场的调节。这是贸易为纲的资本主义胜于最佳的生产为纲的封建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因。
汉初的生产是不发达的。这可以从秦汉初期国营农场的产能和对财政的重要程度看出来。仅仅依靠都江堰和郑国渠四百万亩灌溉，年打六石四斗粮食的国营农场，关中就已经税赋半天下！汉武帝时，白公进一步开了白公渠，也只是灌溉了７０万亩农田，生产的余额，就已经足够汉朝的财政平衡。对比当时罗马帝国，平均每天通过船运，向罗马城运送的谷物就多达８０００吨，两个东西方帝国的发达程度，不在一个级数。与罗马相比的中国朝代，应是唐，或者宋。
所以，汉朝的通货，其实是粮食，而不是铁钱！易陈腐的粮食才是硬通货，作为贸易手段，赋税中介，给官员的工资，给军队的军饷……；而铁钱，则相当于国库券！相对于铁钱开始大量生产，急速通货膨胀的汉初，粮食作为通货似乎购买力更为稳定一点。如果汉初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那么，不易造成通货膨胀的金银就是天生的货币。中国社会缺黄金，银的数量也不多。在战国时，商品贸易非常发达，国际通用的货币是铜，（称金）。各国自行发行的刀币等，则相当于向国民征税支付的凭证，可自行流通，和今天美国无记名国债的作用差不多。汉朝使用金作为国库屯积，一直到西汉未年才见于史策：王莽守着６０万斤黄金（应该是黄铜）说天理在他这边。这时出现了黄金或者黄铜的国库储蓄，可能和丝绸之路，与罗马的国际贸易有关系。经过近两百年的贸易，汉朝社会开始认识到，黄金有着更稳定的购买力。
不过，汉初储存的是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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