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际形社会形态并非人间地狱

国际社会形态由于同时缺乏了皇权和宪法的约束，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理论上其整体稳定性，似逊色于国家政治体系。但是实际上，如果说国际社会时期就是“军阀混战”，“人间地狱”；则是言过其实！今天就是这样的“各国军阀混战”时代；好象除了几个国家的原教旨主义左粪，大家伙都活得挺高兴！退一步说，退一就是进步吧；那么是谁统一？美国统一世界是进步吗？俄国统一世界是进步吗？日本呢？呵呵，别告诉听众，“中国统一世界才叫进步”。哥们，那不叫进步，叫“三个呆表爽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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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的国际型社会形态时期的历史，总是给人以“战乱不断”的感觉；而皇权专治的历史，却美化为“稳定”，在心理学上，称为选择性体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世袭地方威权采邑历史时期，总是伴随着一些规模不大的冲突；这些冲突，总是比和平的治国史，更加吸引文学家的手笔。甚至在文学家的笔下，其冲突规模，被十倍几十倍地夸大。而且，中国统一传统的文化认识，还把国际社会形态，混同于世袭地方威权采邑；象战国；同时，经由司马迁这样的杰出的文学家笔下的“历史”，用数字作为形容词，将其战争和破坏，夸大了几十倍。

而在皇权专治时期，单一的政治记录更能保存在历史体验中；另一方面，因为皇权专治副作用的暴民政治乱世时期，被单独抽出了“皇权专治的历史”。这样，皇权专治就成了一个没有副作用的历史时期。事实上，如果统计中国“统一后”的历次皇朝专治带来的灭绝性的人口再生产的大萧条，即便是战国那样的国际社会形态时期，也是一个幸福、稳定、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即使是在中国出现过的国际社会时期，也不是“人间地狱”的年代。“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的乱世，不是指“国际社会时期”，而是因为中央政治集权而造成的大范围的暴民政治时期。

中国历史上真正算得上是国际社会形态的，是战国时期，共主威权尽失，各国逐鹿中原。但是，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大发展、商品经济大发展、农业技术大发展、社会人口猛烈增长的时期。“战国”之战乱感觉，纯粹就是历史文人写小说时用的炒作性用词。与此同时，春秋时代生产严重落后，甚至没有严格的领土概念，（表明农业生产还非常粗放），却被史笔抬高了。这样，就显得战国时代，是一个“发展缓慢”，“死亡极多”的人间地狱。

另一方面，作为胜利者的秦国，既有可能因为猎头型的军功金字塔传销政策，导致对平民的大规模猎杀；也有可能秦国本身，也象后金一样，夸大自已的成绩，作为鼓舞士气的手段。秦史的水分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秦国还没有真正强大时时反击合纵的几次斩首多少万，如“斩合纵之韩赵匈奴首计九万二千级”，如此大的战役，在敌方根本没有记载。（仅记有修鱼斩韩军损失六万人）。而公元前293年齐魏韩联盟反击，攻破函谷关进逼咸阳，秦国尽割关外所占之地，秦方就只字不提。

总之，今天有学者统计之战国人均GDP胜于今天，固然是笔者也不明白“疑证”，（窃以为战国失业率比今天低应该准确点），但是战国肯定不是一个人间地狱，而是一个快速发展，和平为主，间有战争，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不会是一个错觉。换言之，因为地方威权、分权，而导致战争扩大、生灵涂炭超过集权后果的历史实例，笔者找不到！象电影《天下》那种宣扬传统集权文化的“进步观念”的那种蠢刺客，根本不可能存在。

而道理也很简单，国际社会里单一国家的社会矛盾，如果不是局限在当地，就是被快速察觉。没有皇权专治拆东墙补西墙，社会矛盾不会无限制堆积，爆发的程度也就相对比较温和。某一国可能会灭亡，但是，象明末那样的“亡天下”情形，永远不会发生。即使是真正存在偶然“混战”的国际社会形态时期，其社会稳定性、可持续的发展性，也不见得逊色于皇权专治的社会形态。

即使是在国际形社会，在没有宪政共和，以及共同的普世价值观的情况下，彼此磕磕碰碰的情况总会有，就算是在春秋战国，遭受天灾时，彼此互相救助的情况，也多于趁人之危的案例。礼不伐丧，仁不伐灾，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标榜。各国存在，如果不是为了本国国民福利的最大化，至少也是为了“谅某国民力，结友邦欢心”，以买办方式，作为统治者剥削国民的工具而存在。象毛帝国这样完全为了打仗和自我毁灭而存在的国家，实际上是非常罕见。

国际社会里，局部性的暴君总是难免；但是全局性的暴君和剥削阶层，不可能出现；黄宗羲定律不可能成为剥削基本人权利益的手段。这样，大范围的社会灾难也就不可能出现。如果说，国际型社会形态的优劣，与皇权统一的专治政权相比，优劣还难以明确判断的话，那么，通过共约的宪法价值观约束起来的国际社会，则明显远远优于皇权统一的人类世界，因此《秦灭六国式的国际社会不是今天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