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威权国家体系，分成非世袭地方威权体系，世袭地方威权采邑，以及地方自治威权三种。非世袭性地方威权体系，在中国最经典的就是隋唐五代的节度使制。而世袭性的地方威权采邑，就是著名的封建制度，以拥有世袭的领主为特征。
地方自治威权，已经是现代民主宪政的开端，与现代民主宪政的差距，是……一部由各个地方威权共约的宪法！相比之下，世袭性的地方威权，是代之以共主式的皇权。皇权共主取代了宪法，就成了地方威权采邑；皇权专治代表了共主，就成了专治制度，或者官僚制度。（两者其实是双胞胎）。事实上，同时缺乏共主、皇权专治、共约宪法的国际社会，可以看作是地方威权体系的一种。即，地方自治及威权体系，共有四种；一种是国际社会；另外三种就是地方威权国家体系的三种形式。
中国历史上周初的封建，西晋，以及中唐以后军阀的割据，晚清的各省汉族官僚政权，以及民国初期缺乏共和宪法有效约束的“军阀”，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社会状态；英国君主立宪以前，以及德国统一以前，都是属于地方威权采邑的社会状态。
与皇权专治制度下的异地为官的官僚制度，以及非世袭性的地方采邑相比，世袭的领主更为关心领地内“可持续的实力发展”。尽管在领地以内，常常也同样的，是专治集权的制度。但毕竟被蝗虫一样狠刮一笔开路的官僚、非世袭性采邑要有所顾忌。正是这样的原因，地方的利益实力比较不容易集中到，供皇权一家挥霍；相对地，保留了地方的实力。同时，对于皇权，也成为一种实力性的约束。因此，世袭性的地方威权采邑，要比皇权专治体系，要稳定。
表面上不符合这一推理的历史，是西晋的八王之乱，西汉的七国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以及唐朝的安史之乱。不过，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八王之乱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西晋皇权专治不统一，恰恰相反，是因为司马氏皇权过分专治。西晋当时期，正处于豪门政治的顶峰，西晋皇室本身，只不过是最大的一个豪族。西晋皇室是通过与共他的豪族地方势力分权，而维持着表面上的至尊地位；而从来没有真正拥有专治全国的宋明清式的皇权。
无论是西晋还是东晋，其盛，都是因为向地方豪族分权，九品中正，让地方豪族成为当地的诸侯；东晋时，甚至是“王与马，共天下”。两晋倾颓，都是因为晋皇室希望削弱地方，成为真正的统一的专治皇权。西晋司马炎不顾反对削减郡兵，与孔子在鲁国改矮三家大夫城墙如出一辙。受到压制的，是可能与中央公室竞争的地方实力。而同时被压制的，也是地方对抗如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这样的内外真正威胁社会的异族实力集团。
而东晋的之“晋祚倾颓”，恰恰始自晋孝武帝，当淝水大战威望大增后，任用司马道子削弱诸臣（也是豪门世族领袖）权柄。（《东晋书》）。晋武帝的政策，相当于依赖江东豪族支持的“孙吴”模式，向打压本地豪族势力的“蜀汉”模式“改革”。在失去了本地豪族政治力量的支持后，东晋皇朝实力大减，既压制不了桓玄这样的强大豪族世阀的力量，却削弱了牵制桓氏的江东豪族政治力量；也对抗不了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军阀力量的崛起，甚至对付不了孙恩卢循这样的道士起义军。短短十几年后，刚刚还显得还如日中天的东晋皇朝，也象北方小胡国一样走向了灭亡。
两晋的历史，非但不是证明分权不利定的历史，而恰恰相反，是证明了集权危险社会安全的实证。类似的还有西汉和明初的地方威权王国。洗脑教材声称是由于王国割据造成了七国之乱、靖难之役；而实际上，导致这两场内战的，却是中央要加强皇权专治的行动，和拙劣的政策执行的合成品。地方威权“有能力威胁中央皇权”，以疑证从有的方式，成为“地方威权必定危害社会安全”。这也是道德治国的皇权专治时代，常用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常见手段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