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无为，上善若水: 宋明清皇权官僚等级制度对民营工商技术积极因素抵制本能

前文《皇权政治的文官集团之等级制度和腐败的关系》与《明朝道德治国不是因为缺乏技术手段》，已经说明了，为什么宋明清三个很成功的专治皇朝，当他们真正成功地富国强兵后，其军事国力总是脆弱得可笑。有其制度演变的必然性。这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制度。原因在于，这些成功的专治帝国，所成功的是专治本身。对比早一千年的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先是豪族，后是军阀朝代的变迁，谁能说，从专治权力的角度看，宋明清不是非常成功的帝国皇朝？

这些皇朝本质上是“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维持“专治单项业务”的成功。换言之，整个帝国维系，取决于八个字的国策“虚形于外，实侵于内”！目的是“强干弱支”。所谓的外敌外患，无论是真的假的，最终只会强化国内专治服务。这类皇朝的特点就是“强硬”，特别是宋明两个朝代。前者撕毁了一切和平协议，直到自已灭亡；后者拒绝一切和平协议，同样直到灭亡。也正是认识帝国“示形于外，实侵于内”政治本质。

宋明两朝，他们是傻的吗？其实，正如一些朋友一旦被人质疑社会地位就暴跳三尺，宋明两朝当权之皇权，还有文官集团，他们执法的道德合法性，就在于“有外敌示形于外”。用曹刿的话来说，“肉食者谋之”；（从前只有贵族有能力吃肉）；所以今天应该是，“吃人者谋之”。笔者对于极左愤青“赞赏毛主席饿死国民发展军事”，“神七神棍飞上天”是一点不感兴趣。原因，是对“实侵于我”，很不感兴趣。

皇权专治依赖的官僚系统，具有巨大的效能损耗。这种损耗会达到这样的程度，就是几乎完全排斥来自于民间的技术性进步。道理很简单，专治皇权到文官集团，维持政治稳定的最核心政策，就是保持社会的等级制度有效性。注意一下，中外专治社会的传统文化，几乎清一色是为了维持等级制度。那么，民间社会出现的工商业萌芽，或者出现的技术进步，就会对原有的等级制度构成根本性的冲击。因此，专治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压制，甚至禁止社会出现任何工商业技术性进步。黄仁宇称之是“明朝罕见的政策”，其实，同样的政策也出现在清朝，和西班牙。

这种牺牲社会进步，维系官僚经济等级的制度，会导致非常具有专治优越性的社会生产现象。象，决定科学发明的不是科学家，而是代表了最先进科学的官僚，通常，学八股民（国学）或者马列哲学的神棍。决定工业技术设计的不是工程师，是代表了最先进生产力的官僚，通常，学党史出身；决定经济要素管理的不是经济学家、会计、统计专家，而是代表了最先生脸皮的官僚，通常，他们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决定战争指挥的不是职业军人，是进修三国演义的诗人、天才的军事家；决人口政策的不是社会人力资源经济学家，而是两个刚刚从党校学完政治经济学毕业的研究生，花了两个月时间泡制的“计划生育”国策；……，凡此种种。这样的社会，要做到战无不胜，真是易如反掌；厚着脸皮开动最具先进性的舆论管理工具，吹！就行！

今天朝野文人朋党争论之“明朝引进技术更开放”，“清朝洋务运动很开放”等等，都只是伪命题。

事实上，宋明清这三个依靠文官集团辅助专治集权的朝代，其稳定性要求是“一切利于等级制度维系的都支持”，“一切不利于等级制度的都反对”。这种政治制度性的道德观，超出了“先进与落后”的范筹，是维系皇朝专治政治的必然选择。这种观念最早出现，并非始于宋，而是儒家孔圣人主政鲁时矮季叔孟三家孙氏城墙时，就已经系统成文。只不过到了宋明清，这种“牺牲国家整体利益”，维持中央突出地位的思想，才成为国策。孔子时代的鲁国，当时的情况，私下认为与今天中国有点相似。代表地方利益的少正卯，初看有点象温家小宝的形象。那么鲁国的命运，是不是和宋朝、明朝，清朝，也有一点相似呢？今天呢？

宋明清以及后清四朝，还有已经灭亡的沙俄苏俄，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为了维系等级性制度，压制地方工商性技术积极因素的出现，（今天即民营经济成分）。如果以为这几个朝代不喜欢“新技术，新生事物”，那是不对的。事实上，他们很喜欢！只不过，他们强调，新生事物必须由官府权力首先采用，强化了等级优势后，再让审批给民间基层采用。就象孔圣人审批三家边关城市的城墙，和，商务部审批汇源并购，或者，信产部审批3G，以至那种防火墙可以在市场上销售……，关键词：审批。

让我们来想想看，面对商务部，（或其他的什么部），代替了独立司法后的高效率。下一次汇源二世，或者是可口可乐三世，要再次商量并购或者购买什么事的；又或者准备开发什么市场，发展什么产品，他们是会“先关起门来工作，做出成果”呢，还是，要先把“高效率的政府司法环节打通呢”？呵呵，积极意义是，连政府公费吃喝的钱也可以省了一部分，由商家负担了。既然实际工作已经不重要了，那么，是不是干脆就把项目重点，变成了针对“高效司法的政府部门”的攻关呢？人性使然，如果不是制度所逼，天底下那会有那么多的贪官奸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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