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将往何处去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d9wx.html

http://darthvad.blogspot.com/2009/06/blog-post.html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d9wx.html
http://hi.baidu.com/darthchn/blog/item/9de67016960c8d01c93d6df9.html

朝鲜将往何处去？朝鲜其实是一个毛式的未升级中国。如果把苏东有可能是中国的将来时，朝鲜肯定就是中国的过去时。张宏良之流百般吹嘘的毛盛世，有幸没有亲尝毛上帝时期免费减肥免费饿死的中国左派，可以看看你们的左极理想在朝鲜的完美实现。这也是左派涎了脸对抗中国外交政策扮演政府在野反对派，吹捧金将军正日“东夷，可为华夏毛种圣君”的原因。

朝鲜又是一个未来版的中国。假如中国左派得势，假如象张宏良之流主张的那样全面向后转，真的重新回到毛天堂，那么，朝鲜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有一点非常肯定，至少象巴东邓玉娇案中涉嫌妨碍司法公正的包青天们，对于朝鲜禁止互联网，禁止自由传媒，禁止腹诽朝廷，那是非常羡慕的。最起码，也会很羡慕韩国可以随便抓政府不喜欢的人的“实名制”，而对于逼死总统、监督政府腐败的西方民主，中国特色的巴东涉嫌者，那是绝对的不感冒。

张老人家五常2004年说朝鲜很快“改革开放，一两年内”，还说朝鲜有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张五常这类好象这种海产买办王八其实还不少。朝鲜这类国家在张老人家眼中，好在那里？您去问他本人，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朝鲜毛中国这类国家，供应奴隶劳动力廉价、稳定，守纪律”，为什么守纪律？因为不守纪律，会连家属一起死刑！张老人家还想婊子立牌坊，“好纪律改革开放后会有额外的生产力”，张老人家是从外星归来的吧？久压的弹簧松开了，朝鲜只会变成“民主最乱”的社会。

张五常大概不清楚，中国 开革开放以前，经历了毛氏的帝王之术，文革后期故意贬抑中高层干部，类似古时皇帝临死前把重要大臣都下天牢，等新皇登基大赦天下，以增加华太子新皇的权威， ————最终华太子没得益，反而让小平同志收了被平反者的心，成了仁君，那是意想不到的政治事故。更重要的是，中国之大， 改革开放之时，正值冷战后期，中国是美国争取的对象。以台湾一地之力，不足以借动摇毛教信仰之机动摇党的统治地位。

而金将军正日的小天堂，一朝“改革开放”， 金小鬼真的一家子要变鬼了。用毛教时髦用语来说，是“亡党亡国，国将不国”。所以朝鲜没啥好猜的，等金小鬼升上天堂，大概会有另一个朝鲜的戈尔B乔夫式的 人物，把金小鬼一家变成齐奥塞斯库第二，卖个乖变成民族英雄。如果此人不继，下一位仍会这么办。至于库里是不是有核武器，无关紧要的事情。美国和韩国守紧 藩篱，其怪自败，等着吃腐肉就行了。

有些左派精品生怕毛上帝和金将军正日长得不象似的，一会儿吹金将军正日怎么在苏东扶持下是世界第八经济强国；（注意）那就是说朝鲜早就抛弃了毛中国，左派汉奸为之二主子扔掉了大毛主子欢呼呢；一会儿吹嘘金将军正日比毛上帝更狠，咬紧牙关饿死四百万国民（五分一！）对抗“中修”和美帝日本资本主义和朝鲜做和平生意的邪恶阴谋，做出两弹一星吓死让中国政府下不了台，“为朝鲜两弹一星欢呼……”，

好吧！欢呼完了，是不是要问中国人民：你们愿意象朝鲜一样拒绝美日帝国主义和平做生意的阴谋，饿死五分一的中国人再搞几个原子弹出来？不知这些天天打游戏吹捧毛上帝的A版汉奸“爱他国者”，他们爹妈会不会炸了这些狗婊子养的小汉奸？五分之一而已！无非是比毛上帝饿死的中国人多几倍。左派汉奸们真的做得出的！

要制造“美帝中修封锁”朝鲜的大好形势真是太容易了。这个世界呀，要朋友不容易，要敌人有什么难的。放开朝鲜人民报骂街，除了中国毛左汉奸会继续吹捧小毛泽东金家父子的两弹一星，全世界都成为朝鲜的敌人，全世界都把朝鲜小毛泽东当疯狗提防，花不了金家几个钱。越是这样，祸起萧墙的政治风险越小、得益越大！金将军正日制造没有用的原子弹对付不存在的美国敌人，为《身边的屠刀》制造良机的大无畏献身精神，真令人佩服。按朝鲜文化的刻薄，估计金将军正日会给灭十族的。

因此，朝鲜的变局可能很快。朝鲜是一个更不稳定的小中国。可以看作是中国未来政治演变的试验场，如果中国能够从朝鲜即将发生的变局中汲取教训，在未来政改中少走了点弯路。那毛泽东断送了太子制造出来的这个嫡系怪胎，断送在朝鲜的百万志愿军将士，也算是没有白死了。

《流氓不会真打架，朝鲜半岛燃不起战火》
《天堂朝鲜衣食住行减肥死都免费》

《朝鲜将往何处去》

《国际资本欧美列强是嗜腐生物习性》

《痛恨西方列强不人道的食腐本性》

朝鲜是个天堂，衣食住行减肥，连死都免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d9j0.html

说到经济发展水平，韩国已经不是一个怎么“民主进步”的社会。但仍比中国强一点点。当中国继续反对《全民私有化》，却把《国有资产MBO私下》 分个精光后，高速发展了几十年的中国，盘点起来，大体就酷似一个落后几十年的寡头经济社会的韩国，————80%是农村人口。

但是中国比朝鲜平均水平要发达得多，是有目共睹的，尽管朝鲜看病不用钱，上学不用钱，吃饭不用钱，养老不用钱……没有一个妇女公开卖淫，活脱脱就是一个极左毛教理想中的天堂。无非是 天堂里的“人”都饿得精瘦，年年饿死人，————对了，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暴露阴暗面，要看主流是好的，————所以这叫减肥！也是不用钱的。成功减肥者连死也免费，象日本鬼子和波尔布特的万人坑一样，绝对免费！

为什么马列唯心再加上谁也说不清的 “主体思想”无比优越性的朝鲜毛社会，会先进得全民免费减肥不用钱呢？根本原因就在于，国家的存在，一定是为了保障。民主宪政国家由于受到人权利益体的宪 法监督，只能服务于本国人权利益的最大化。尽管不反对少花钱多捞名声，但是，人权利益不可侵犯的普世的价值观，显然不是人的利益可否侵犯的“人道主义”。 所以如果美国总统要无私援助非洲闹革命，怕会马上下台。民主宪政国家的保障责任，因而是围绕本国人权利益体的保障，即我们所说的社会保障。

计划经济马教国家的作用，本质上也是保障。朝鲜国家就是为了保障军事存在重于国民生命，国家军事重于民族利益而存在的！——这就叫毛式霸权主义！朝鲜为什么 年年免费减肥饿死人，还是世界第几的“军事强国”，至少在朝鲜人和少数中国籍朝鲜爱国者眼中，（爱的不是中国），朝鲜军事力量的存在，是对抗美帝国主义侵 略的。这是国家利益至高无上！试问有几个中国FQ怀疑过？但是，如果美帝国主义原来是食腐动物呢？？？

那就完蛋了！等着让美日帝国主义吃朝鲜人的腐肉吧！也是免费的！

计划经济国家混淆了《价值生产者的角色》，决定了这种国家天生就是败家子制度。这种国家不是不停地生产价值，让自已的国民富裕，而是不停地“为国家利益”集中有限的资源，以爱国的名义糟塌掉；然后把被剥夺了生活、生产资源的一部分社会组成，甚至生命，彻底抛弃。这是斯帝国，毛帝国，波尔布特，和朝鲜国家的共同轨迹。

计划经济也是为了保障。凡是保障者，必定是花钱的。而且钱到花时方恨少。这样，计划经济发达国家强国，整个计划可以归结为八个字，“弃卒保帅，割肉补疮”。 被保的帅，被补的疮，或者还是红墙内的孩子，没啥大意见。象金将军正日能够一年为个人买600万美元奢侈红酒，飞机空运龙虾供他一人享用，全国都弃了保他这个 帅的大肚皮，真正的将军肚皮能灌酒，外塞加勒比龙虾；他有什么意见？天堂！

但如果是被弃的卒，被割的肉，就不是那么快乐了。禁制卒之肉的哀鸣，就成了计划经济国家的“计划之一”，————朝鲜到今天仍不能上网。朝鲜有啥特别吗？ 无非是它要保的帅，要补的疮，是深不见底的对抗美国侵略的军事力量，力量之强需要一举压倒美日韩三国在南韩的力量，————连中国加苏联都没有这种本事！ 那么朝鲜自已穷忙乎有啥好处呢？也就只剩下黑社会式的血酬要挟，以保朝鲜金氏一家之小天堂了。

考虑到社会财富是通过交换产生的，是通个每一个有人权的个体自由创造出可供交换的财富而产生的；如果说市场经济是勤俭建国的社会的话，那么，朝鲜金将军正日的毛式帝国的计划经济，就是努力败家的社会。朝鲜雄才大略的小毛泽东金将军正日和他千古后继位的三儿子，能否创造出一个通过努力败家实现强势崛起的盛世案例，我们，不妨给点耐心，也让张老匹夫五常先生，有一个证明他心目中“最理想的”，最不养懒人的，把懒人统统枪毙的美好社会的成功机会吧？（笑笑）

《流氓不会真打架，朝鲜半岛燃不起战火》
《天堂朝鲜衣食住行减肥死都免费》

《朝鲜将往何处去》

《国际资本欧美列强是嗜腐生物习性》

《痛恨西方列强不人道的食腐本性》

流氓不会真打架，朝鲜半岛燃不起战火

百度http://hi.baidu.com/darthchn/blog/item/ee5f3e95ac5a9d16d31b7066.html
《战国与秦灭六国并非今天适用的政治模式》和《国际列强的食腐生物杂性》，以及《示敌于外者必实侵于内》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朝鲜向全世界展示了毛式流氓国家是如何让中美帝国主义“害怕”的，毛式英雄金小鬼，是如何成为国际流氓借妖魔化国际社会维持国内暴政屠 虐国内民众的“民族英雄”的。今天的中国人真的要谢谢金小鬼，如果他不是如此卖力地模仿毛上帝四十年前“逢架必骂，有架必打”的疯狗气势，今天FQ还真不 知道当年中国小百姓有多幸福。

《价值守恒定律》 则解释了这类国家暴政的存在，并不是什么敌国环绕，美苏封锁，中修带小金还债，千里马运动死了很多人……，更不是穷得要死的阶～级敌人搞破坏，当然也不是 别的国家全跟他过不去。“示敌于外，实侵于内”才是金政权继续存在的唯一理由。今天中国社会也只有极少人认可这一理由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朝鲜饿得半死 的动物们，大多数还是象1976年的中国一样，“金主席二世归天了怎么办，美帝国主义要把朝鲜人全喂狗呀”，哭呀！

别的不说，不是说“帝国主义的资本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吗？”，逐利是资本的本性吗？那么，在美国资本眼中，朝鲜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征服朝鲜？还是朝鲜在别人的地盘里别捣蛋？让朝鲜在别人的地盘里别捣蛋有错吗？援助朝鲜粮食不让朝鲜人饿死有错吗？禁止朝鲜在饿死人的时侯出口粮食搞军备有错吗？朝鲜不捣蛋了，改革开放了，人人都有吃了，对朝鲜有害吗？朝鲜不捣蛋了，美国人还需要每天一亿美元地驻在南韩吗？

对于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社会来说，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人民福祉的最大化。战争准备，只不过是维护人民福祉的《危机预案》 之一！国家，既然不是为了“一部分人残害另一部分骨肉同胞的工具”，当然也不是一天到晚耍流氓残害人类的工具。朝鲜现在是一个拿着原子弹腐臭熏天的社会，穷得要 死，就算美国是要找2000万不要工钱的奴隶，上中国有两亿，上孟加拉任选，美帝国主义还真犯不着冒战争危机跟朝鲜过不去。

朝鲜半岛缓和，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唯独对金小鬼的主体思想家族王朝没好处。金小鬼因此成为极左毛棍眼里的“民族英雄”。可以说，朝鲜不惜一切代价所维护的“国家利益”，就是金鬼一家子的小利益。朝鲜的一切冲突责任，完全在朝鲜一 方的“血酬逻辑”。血酬无非是黑社会流氓收保护费，当然其国内宣传会灌输极左愤青，会把中美这样的大国称为大流氓。但是真打架的就不是流氓了。如果牛二知道杨志的刀是动真格的，萨达姆知道美国真的以为他有化学武器动真格的，流氓会变得很老实。信不信？

从战争角度来看朝鲜局势，是无聊的。美国不会主动进攻朝鲜，不是不能，是不划算。朝鲜只能对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发出威胁。除非这两个盟国觉得威胁太大了，愿意资助美国进攻朝鲜。而在朝鲜一方，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对手，不是日本的对手，甚至不是韩国的对手！朝鲜所能求的，无非是临死前扯多少韩国同胞陪死而已。

笔者相信，就算日本韩国愿意资助美国进攻朝鲜，美国也宁愿支持日本韩国自已动手，这是日本重新武装化的好机会。可以说，朝鲜局势是中美联手压制朝鲜，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只有卖国的极左毛党才会看在金小鬼荼毒同胞有几分毛上帝的样子，才会涎了脸做汉奸，出卖中国社会的利益！

朝鲜国家就是为必败的战争目的而存在的。所以茅于轼说朝鲜半岛 存在着高度的战争可能性。但是笔者说，朝鲜国家唯一的屏障就是韩国的人肉盾牌。美国可以不死１００个人征服朝鲜，顺便消灭朝鲜一半的人口，如果韩国愿意出 步兵的话！这就是朝鲜半岛军事半岛的怪事：朝鲜拿韩国人做要挟，但是如果做得过火，韩国人不受要挟，朝鲜的末日就到了。所以笔者断定朝鲜对于必败的战争， 没有兴趣。也就当当人见人怕，国际社会连中国在内准备打疯狗的那种毛式英雄，朝鲜可以说除了流氓，什么也当不了。

《流氓不会真打架，朝鲜半岛燃不起战火》
《天堂朝鲜衣食住行减肥死都免费》

《国际资本欧美列强是嗜腐生物习性》

《痛恨西方列强不人道的食腐本性

医疗改革成功的条件

到此为止，对比医疗产业可靠运作的五个基本条件：

1）《医疗的伦理陷阱》，一定要加以法律上的约束、一定条件下的合法免责；否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医疗保险预算破产的命运；

2）一定要尊重患者对自已生命健康所有权的最终选择权；这是人权的基本保证。舍此，任何权威，都只是“建议”，和诚信、专业、技术、质量的品牌维持；

3）国家财政对社会公益医疗的投入，要以补需方为主要投入方向；这是对第2条要求的服从；

4）对医疗的支付，应以引入、培养、鼓励专业医疗保险的支付为主要手段。其一可以克服大额少数的个案支付风险；其二，可以分担社会风险，其三，可以引入足与与医方博羿的专业人员————保险公司；作为患者的同盟军；要避免经由国家财政，或患者病人，直接完全地支付医疗费用。

5）满足前四条，已经足以令医疗模式向保健防病方向倾斜。但仍应在制度设计上，尽可能向家庭医生倾斜，保证家庭医生可以获得“补需方”医疗补助的主要收益。甚至于，保需方的医疗补助，主要向家庭医生、社区医生提供。国际上的共同模式表明，家庭全科医生的比例越高，医疗健康效率越高，平均寿命越长，费用越低。把目标定为80%，可能是合乎中国现实的目标。

中国医疗与之的差距，在那里？？四个字：市场经济；八个字；社会保障！缺失产业：保险公司！多了一样：“摧毁市场经济体系的父母官”。

压榨医生只能令病人看病又难又贵

当这种危险无法释怀时，医院就会放弃一切社会责任，昧着心赚钱，到时关门了事。这种“发生机率小，肯定会发生，后果市场交换者谁也承担不了”的成本，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机制，出现了一种商业，风险经营者，追逐风险经营的利润，它的名字，叫“保险公司”，这种“大单少数”，正是保险公司的用武之地。顺便说一点，“大单少数”，是保险行业唯一适合的领域。而中国，则由政策规定，让保险公司只能经营“小单多数”。这种政策，只能等同于一个效果：取缔了中国所有的保险公司，至少，取缔了整个医疗保险行业。中国有保险公司吗？笔者认为，没有！中国所有的，只是“不可等值赎回的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中国人，中国社会，中国政府，把“大单少数”风险经营的保险公司，当成了发小单小病补贴的财务公司！不信，各位自已在医院问问，你老兄亲人做手术时，除了签一份知情书，“知道了，俺不是人，是动物”，以外，还有没有手术意外保险合同产品销售？

“医生不小心把病人当猪宰了”，当成一句笑话听吧。一句含泪的笑话！在一个为了维持计划经济，为了否定市场经济，而否定了人权的社会，医生宰了一头猪，和宰了一个人，没有什么区别。不过，世界上也只有中国这样几个“国家”，在医疗上是没有人权的。如果来的是美国人，人家是有人权的。出了医疗事故，那是外交事件。大体上，如果不是外交任务，医院有时侯，会躲得远远的。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印度一年可以从美国人赴印度的治疗中赚得30亿美元，几乎年年增加50%。而中国，除了卖血，就只能往美国人的兜里送钱？

保险公司是经营“大单少数”风险经营的资产阶级的公司，却不是上帝负责风险成本的慈善公司。保险公司的业务让病人，或者医院（医疗服务供应商）可以整个社会平分“肯定可能发生的，个人无法承担的，整个社会平均利润可以承担”的偶然性风险；也就存在着，谁买这笔保险的问题。在美国，这是病人的选择权，可以买意外保险，一般称为综合症意外费用out-of-pocket。如果不买，那是你确信自已运气极佳，或者太穷，或者，是很勇敢，反正，个人选择，个人承担选择的后果，和得益，————省了一笔保险费。

保险公司能够以确定的成本代价经营医疗风险，所依赖者，就是西医学最出名的疗效、风险评估系统，所谓的“三期双盲临床实验”提供的基础数据。不但医药、用械需要经过“三期双盲临床实验”报请FDA认证，就连医生的手术方式、创新、使用的设备，如果虚报了认证备案的话，也是严重的非法行医犯罪。你可以使用非备案认证的手术方式，甚至，可以向病人收费，但是，必须向病人言明，而不能说，“是经过FDA认证”的。病人是否接受，就是病人自已的选择了。

可见了，大名鼎鼎的FDA认证，并不是中国社会以为的“政府管理审批机构”，而是，医疗食品风险标准的管理、监督机构。患有政府万能教综合症的计划经济信徒，对此，可能很难理解。

正是由于有FDA认证维护的，明确的医疗风险明细，保险公司可以介入医患双方的风险管理。平抑了医患双方对医疗风险的担忧，成为病人看病的坚定盟友。在病人和保险公司的联盟面前，医生，远不是看上去那么强势。但是，“强势的买方”提供了稳定的买方，对于医生来说，又何尝是一件坏事？

不能保护医务人员的制度不是好制度

中国医院机构为了收取经由高额药费体现的“工资、服务费”，与经由逃避经药费体现的“医疗服务收费”的病人，展开了几十年“斗智斗勇的战争”。温情政策似乎站在病人一边，（似乎是弱势人群），但胜利者总是在医院一般。有一段时间，在医院看病不拿药，是减少看病成本的妙招，一些医院，一度损失了高达三分一的门诊收入。不过，医生们通过“不给钱不给方”，“医疗信息化，方子在电脑里”的办法，让病人逃方的难度大大增加。政策可以规定“开方不能写天书”，难道还能规定“医疗不能用电脑不成”？退一万步，就算规定开方不能用电脑，医生常用的潜规则是“初诊检查收成本无实际内容，复诊看上次缴费结果决定，再决定是不是开真方”。

换言之，“价格管制的”病人政策“受益者”们，先别嚷嚷着看病难，看病贵，不如先操心自已是不是真的看上了病。你阁下第一次看病是花了钱做了检查（医院有收入了），很可能什么病也没有看成，开回来的是阿斯匹林之类的“方子”。第二次瞧你老实，才给你下真功夫。至于慢性病的老病号，还怕你逃方不成？更简单的办法，“想治病，住院去！”。即使是门诊可以完成的手术治疗，也是“想治病，住院去！”；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大大加重了社会成本负担。在中国，也就只可能是加重了患者的医疗成本。但也确实怪不得医院，被不合理的制度逼的！真所谓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主动权，永远在垄断性的医疗供给者一边；————还是被迫的、很不情愿的垄断者。因为，在这样的政策下，所有竞争对手，都被政策掐死了。

坏的制度把好人变成坏人，关于制度，推荐参考茅于轼老人的《什么是好的制度》。

这种医疗制度，无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病人本身，都是叫苦连天。也就只有那些动辄扯皮“芝加哥学派和凯恩斯那个优雅”的计划经济既得利益者，才会拿着价格审批、商品流通的大权，树着脚丫子直乐！美其名为，“为人民服务”！

医生不能直接收医疗服务收费，象诊金，手术费，对病人没有什么好处，（反正在药械里全加码体现了），对于医生来说，却有意外的收益。那就是，回避了医疗事故、失误的责任成本。市场消费法理上，谁收钱，谁为该费用对应的服务过程中的意外成本损失负责。得了！医生体现在收费单里的劳动成本，是一个小数。堂堂心脏搭桥，手术费500元，出了问题，撑死了赔你一千元！想找心脏护胸支架供应商赔钱？没门！有那项证据证明，这是心脏手术用械的质量问题？一些人在争论医疗事故的“医方鉴定”，“患方举证”之好与坏。笔者退一万步来说，就算证明了，又怎么样？法理上，医院完全可以不赔钱。加一句，赔钱？那可是“国有资产流失”！

药品有毒副作用，其社会成本，是中国病人以爱国者的大无畏姿态，一口吞下去！医生不小心把病人当猪宰了，其社会成本，同样是中国病人以爱国者的大无畏姿态，自已吞下去。最后，医疗行业最大的可能性成本之一，“有了病治不了活活病死”的成本，也是病人家庭自已咽下去！谁不吞，谁是汉奸！瞧，西方人权主导的市场经济多不好，这种“以药养医”，严重侵犯医患双方利益的“政策”，土法律，宪法法庭铁定判它：无效、违法、违宪。太糟了，中式愤青认为中国人民“大家”不能接受，代表“大家”拒绝了。

“医生不小心把病人当猪宰了”，这不是说笑话！谁是谁非不去说它，医疗既然是维护身体的工业技术过程，就一定存在生产意外的可能，无论是医院承担了后果，还是病人承担了后果，其社会成本，一定存在于中国社会。“成本发生，总会找到它的实际支付人”。机会虽然不大，但总会发生。不是医院破产，（病人以后没地方看病啦），就是病人家破人亡。有人说医患矛盾，医生是强势地位。说这话的人没脑子，————连工钱也法定拿不到的人，强势个屁！

计划经济思想令看病更难更贵

下面，详细分解中国医疗体系中作用于医、患、社会各方的成本发生。市场万能论者认为，“钱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成本发生，总会找到它的实际支付人”。不相信市场相信“政府”的人，GET OUT FROM HERE!

中医的服务，除了“昂贵的野生动植物材料”外，原则上，还有两项更重要的成本。第一项是显性的人力成本，另一样，是中药毒副作用的成本。出于“宏扬祖国传统医学”的目的，我国卫生部门对于中药毒副作用负面资料，作了一定程度的对内隐瞒；————对内而已，对外，早就在医疗界，为世人所共知。甚至至少出现了一个中国人不熟悉的病名，叫“中药性肝衰竭”。在西医，是强迫药商通过三期双盲的临床实验（不含动物实验），明确毒副作用范围、概率，应变措施，以减轻这一成本。而在中国，则通过行政垄断的形式，取消了病人受到该项侵害，成为“成本负担”者是，向供应者索偿的权力。国内知名的“鱼腥草注射液”，“清开灵注射液”致死报道，（笔者估计是大大削减了报道数量），就是其中的例子。中药注射剂，是此类事故的高发地。如果把中药毒副作用成本显性化，中医“廉价”的定性程度，可能会明显改变。由于文化价值观的限制，目前国内对中药没能解决方案。

正是为了回避程度未知的中医药毒副作用风险，笔者个人，选择了不信中医。不过，笔者并不反对中国病人，选择中医作为个人健康手段。

西医与中医一样，具有“药物消耗品的成本”，供应商是药物生产商，其毒副作用成本，通过三期双盲临床实验明确危险概率后，可以通过用药条款、法规，由厂商、消费者分担危险发生的意外成本。由于危险概率确定，部分药商勇过向风险经营商，保险公司，购买用药意外保险，提高经营的稳定性。在西方法规上，原则是消费协议条款以外的意外，由生产商无过承担。最典型的安全，就是硅填充材料隆胸的赔偿判决。生产商不得不承担数百亿美元的赔偿，直至破产。而在中国，由于“国有资产不容流失”，一旦出现西药意外，国营生产商如果不是象征性赔偿，就是干脆消失，典型如齐二药乙二醇致死事件。倒霉的，居然是不受“潜规则”，披露该药是致死假药的真相。换言之，中国社会的制度，强制性由国内病人消费者，自已承担该项风险。

在中国，医药生产、流通、扩大再生产（利润）的成本，完全由消费方承担。由于国企药厂不能破产，不能干活的冒充能干活的；拖累药企社会效益很低，即使是国产药，也是质次价高。连带混水摸鱼的进口用药，在中国的售价，也是世界第一。造成中国药价虚高的原因，是由于中国药价，除了承担生产、流通、扩大再生产（利润）的成本外，还需要变相承担中国医疗产业的人事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具有同样“社会责任”的，是医疗用械的成本。这就是中国臭名昭著的“以药养医”，以归根到底，到是医疗的人力成本发生，得不到承认。

医疗行业从人力资源培养到人力资源再生产，有着巨大的成本，在美国，该项成本占到了整个医疗体系的60%，即，一年15000亿美元以上。在中国，让政府一纸“禁止医生诊金涨价”，“禁止手术费涨价”，“禁止挂号费涨价”，一纸空文，就可以让可能是上万亿人民币的社会成本消失无踪，“政府万能”的计划经济论者，确实拥有“市场经济学者”无法启及的本事。（笑笑）“成本发生，总会找到它的实际支付人”，市场规律的不可违抗，很不给这些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所谓的“马列经济学家”，一点面子！中国的医生，通过与药械商的联盟找到了体现合理“劳动成本”的路子。这就是，无限制的“以药养医”。而且，还要给这种经药商套现工资的渠道以手续费，体现为医药渠道、经销商的超额收入，中国每年的费用，估计有几千个亿！病人消费者看病，更贵！

日本和欧美医疗保险优缺点

日本医疗和保险制度，基本上就是照抄美国，全盘西化。相对中国，日本是一个更好的学生。所谓心无旁鹜！学了再说。中国文化保守人士，在中国称为左派，但是在西方和苏联的观点，称为右派，因为“保守”，他们担心的“丧失本国传统”，似乎完全对日本没有作用。日本保留下来的传统的东西，比中国要多得多。甚至于日本人认为，在日本保留下来的中国传统的东西，比“害怕西化”的中国，还要多得多。这个结果，倒也不难解释：万一西方确实是先进的技术文化制度，快一天学会，国力快一天强大，传统的东西能够保留的余地，就大一分希望。

看来，中国的汉奸和卖国贼的历史地位，常常是眨眼间，就会掉了个个。

大体上照抄美国的日本医疗保险制度，却结出了不同的果实。笔者觉得奥秘，其一在于日本对于生命无价观，和美国有不少差距。难听点的话，日本文化觉得生命不值钱，剖肚子不怕疼的胆量，那才是无价。日本古典文化时期，老人甚至自已要求儿孙把自已背到荒山上冻死。有这等老来视死如归，《医疗的伦理陷阱》，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怕是比较小的。其二，日本也学习了美国鼓励企业为员工买医疗保险，而日本的企业文化，一直以来，是鼓励终身雇佣。对等的要求，就是员工要接受档次相应降低的医疗保险。其次，日本企业为了达到最大的效益比，（降低医疗保险费用），主动与健保诊所挂钩，为本企业员工提供防病为主的保健服务。从而，有意无意间，达到了以防为主的社区医疗目的。要说明的是，这套体制，与毛时代城市大型国企的厂医、校医，有几分相似。虽然，档次和专业程度，都要高得多。第三，由于日本大企业是终身雇佣，因此，也就很容易地，在国家财政没有大笔投入到类似medicare的退休医疗保障法案前，类似德国合并medicare和medicaid的作用，由在职人员负担主要的医疗保险。受益人，局限于本地位的低收入在积，和退休人员。

日本的医疗保险制度基础，与中国有所类似，却是中国无法学习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是计划经济体系，国营经济体系。大型国企的财产所有权，与国家财政之间，没有一道清晰的财政防火墙。因此，过去二三十年模仿日本搞的企业－事业单位医疗制度，演变成少数人侵占纳税人权益的公费医疗制度。日本医疗和保险制度的成绩，在于它的企业终身雇佣传统。而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正是在于它的企业终身雇佣传统文化的瓦解，越来越多的日本企来无法提供终身雇佣制。这样，日本人不被医疗保险覆盖的城市人群，也是越来越多。

综合总结美、英、德、日这几个国家的医疗和保险体制，他们尽管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总体上，都比中国的医疗和社会保险体制更公平，更完善，政府负担的财政义务也更多，同时，各个环节，符合市场经济分配原则的部分也更多，更彻底。而且，恰恰是不遵守市场经济供需平衡原则的环节，就是问题百出，价格失真的环节。可以总结为：

1）《医疗的伦理陷阱》，一定要加以法律上的约束、一定条件下的合法免责；否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医疗保险预算破产的命运；

2）一定要尊重患者对自已生命健康所有权的最终选择权；这是人权的基本保证。舍此，任何权威，都只是“建议”，和诚信、专业、技术、质量的品牌维持；

3）国家财政对社会公益医疗的投入，要以补需方为主要投入方向；这是对第2条要求的服从；

4）对医疗的支付，应以引入、培养、鼓励专业医疗保险的支付为主要手段。其一可以克服大额少数的个案支付风险；其二，可以分担社会风险，其三，可以引入足与与医方博羿的专业人员————保险公司；作为患者的同盟军；要避免经由国家财政，或患者病人，直接完全地支付医疗费用。

5）满足前四条，已经足以令医疗模式向保健防病方向倾斜。但仍应在制度设计上，尽可能向家庭医生倾斜，保证家庭医生可以获得“补需方”医疗补助的主要收益。甚至于，保需方的医疗补助，主要向家庭医生、社区医生提供。国际上的共同模式表明，家庭全科医生的比例越高，医疗健康效率越高，平均寿命越长，费用越低。把目标定为80%，可能是合乎中国现实的目标。

英国医疗改革学术计划经济走进死胡同

作为现代社会人权和人道主义思想的发源地，英国一直以来给笔者的感觉是慈悲过剩。由于鸦片战争英国打破了中国闭关自守、自力更生的美梦，中国社会一直对此缺乏认识。今天中国的思想改造工程部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把鸦片战争的攻清英军状如魔鬼。如果读者了解到，占领定海的英国海军陆战队（三元里被攻击的那支），为了不侵扰民居，泡在稻田里挨曙天，中曙死了几百人多人；可能都会和笔者一样，意识当时的英军，中国土地上出现的第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这段历史，在《大国的崛起》中，有所阐述。用秋毫无犯，纪律严明来形容，当无过分。对于中世纪时代的中国军队是过高的要求，而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军队，是基本的标准。原因很简单，现代意义上的军队，不依靠满蒙式的“放赏抢掠”，作为军饷来源。

说多了。回到英国医疗保险体制，过分人情化的医疗方案，终会面对庞大的医护成本超出财政能力。笔者固然对这个“含情脉脉”的公费式医疗法案的出台原因感兴趣；不过，更对英国如何走出困境感兴趣。但是，英国尽管是人情过度，却没有违反医疗和保险产业的“补需方”的市场原则。英国的医改，实际上是牺牲了医疗保险行业和个体自营社区医生的利益。事实上，整个英国的医疗保险业几乎完全破产，同时社区医生几乎被全部收编，计划经济化了。计划经济必定要供应不足的姿态出现在市场上。体现在英国公害医疗上，就是社会财政负担大之余，就是病人得的是一首歌，“让生命去等侯，啊啊啊，等等等……”（童安格？），直到不少病人等不下去，自已找医生，或者出国治疗，或者死掉了。这样，也就摆脱了公害医疗无法满足的那一部分需求。

仍然以美国医疗和保险体系看德国的医疗及保险体系。两者大同而小异。小异之处，大于德国人把medicare与medicaid合为一体，同时，以强制性劳动法案为约束，强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购买指定共济联盟保险商提供的医疗保险。由于保险是强制性的，同时，对于失业人士和退休人士，理赔时同等看待。本质上，其医疗保险相当于是个人劳动者附加税收。这一点与中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很相似。不同之处在于，德国人强制个人消费者在某个社区医生处挂靠，除非社区医生转诊，否则中心医疗（治疗中心不接收病人）。个人消费者与社会医生之间，是市场经济的自由选择关系。而以医疗券的方式，由社区医生向共济医疗保险联盟报销。与中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不同的是，德国的共济医疗体系，是由德国政府财政分担担保的私营保险公司（约180家）。财政合格者可以申请加入，经营不善者被淘汰。在这一个层次，市场经济原则也发挥了作用。因此，德国的共济社会医疗保险供应商，介乎中国的“政府分支”，与美国的完全商业化供应保险产品供应商之间。

北欧的医疗和保险体系与德国类似；都没有违背“医疗市场补需方”的基本原则。同样由于其部分违反市场经济规律，而导致社会财政负担过重而低效的不良后果。德国本身的个人税收就不低，社会医疗保险等于另一笔不轻的强制性个人税收。两者迭加，在德国，说不定，失业的人比有工作的人更快乐。

相对而言，笔者比较欣赏日本的医疗，和保险制度设计。不是说日本的医疗没有问题，要揪问题，放那里都能一揪一大把。指着美国骂人权的珍稀动物有的是，何况别的人呢？日本制度之好，首先在于两条硬指标：医疗和保险的社会负担中等，而日本国民的平均寿命，世界第一！从细节上看，日本从事健保的全科医生比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从事西医式的治疗中心，也是世界上相对小型的，大体上，比不上中国。凡此种种，可以发现，如果以“防为先”作为衡量社会医疗和保健效率标准的话。日本确实做得非常优秀。

美国社会医疗保险负担

根据不同的医疗保险产品条款，费用各不相同。从月扣几百美元，到月扣30美元的产品都有。大体上，大公司为员工买的医疗保险较完备，从各种各样的手术，到小病看医生的补贴，都可以申请理赔。而小公司买的医疗保险，就类同于今天中国的重大疾病医疗保险，基本上，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派不上什么用场。因为这个条款，友邦的重大疾病险，在中国一度被称为重大疾病治丧保险。医疗保险费用，与购买者开始购买的年龄密切相关，越早购买，最终年付费用越低。（这和中国没什么两样）。但是，对于半途赴美的留学生，移民来说，就不是好消息，这意味着，他们在同等条件下，要比美国本地人负担高得多的医疗保险费用，和低得多的赔付标准。

即使是这样，仍有大量的穷人和中小个人雇主，（这是真正的资本家，自已小本经营的家），买不起任何医疗保险。这些人有多少，说法不一，有说8000万，有说2500万。可能是口径不一致的原因：2500万是总是没有保险的；8000万是三天打鱼两日晒网的。如果再算上几千万35美元“治丧保险”的保险人，那么，可以认为，一般性治疗要自已出血的美国人，数量在1亿到15000万之间。也就是左派反复攻击美国“贫困人口”，“侵犯人权”的最大额数字，————每一个这样的“美国穷人”，到了中国，都是不大不小阔佬。

这些美国穷人，如果说“病了伤了等死”，那是不对的。其一，美国各州都有数额不同的社会急救保险，医生可以在提供了对任何人的急救治疗服务后，而病人本身没有买医疗保险，同时病人本身无力支付，只要病人说明自已签署提交证明，一般情况下，医生有办法根据EMTALA，要求联邦医保赔付。中国也有规定“不准拒绝给危重病人紧急救治”，但是由医院埋单，责任推给医院。而美国同样的规定，医生是乐呵呵的，可以自由向联邦保障局报价，多好的生意啊！该项急症，对应中国，大概是急诊科，香港的急症室。

慢性病就不行了，医生也是要吃饭的。幸好，美国社会鼓励公民自已承担社会义务，所有的非营利性慈善捐款，一律抵扣个人税收。因此，美国有大量的私人赞助的穷人医院、教会医院，以及，政府公立的福利非营利性医院（约10%的比例）。在这些医院，病人大致可以获得与中国病人接近的，对各种疾病的治疗。费用很低，甚至完全免费。作为交换条件，给病人看病的，一般就是低年资的医生，同时，是各种试验性药物、治疗的试验场。与之相比，中国病人是很多情况下，是花钱买来作为临床实验试验品的待遇。而且，美国能够用于人体的临床实验条件，比中国要严格很多。笔者到今天也不清楚，象清开灵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有没有提交动物试验报告？？？其成分稳定性，有没有相关的分析报告？

穷人医院的供应能力毕竟有限。而有些疾病，是不会因为穷人，就少光顾半分。这样，美国社会就总是有人面临得了病无非负担本地费用的情况，而所拥有的各项医疗保险都不理赔。这时，美国的穷人，就显示出了中国富人的消费水平。他们远涉重洋，到墨西哥，印度，韩国这些国家，利用西医的标准化治疗，和这些国家相对低廉的医疗收费，完成治疗，实现康复。该项业务已经是一项国际性的产业，印度2007一年，从中获利30亿美元，超过了出名的软件外包行业。相比之下，在计划经济、公费医疗的滋润下，中国伟大的国营医疗体系对这点点利润，……不感兴趣！！！中国该项国际收益，几乎等于零！而实际上，是负数！因为，中国的有钱人，到海外就医的数量，远远超过海外人士到中国的治疗。

作为有成本的行业，市场经济必然保证实际供求平衡的规律，就一定会发生决定性作用。英国自撒切尔以后的公费医疗体系，一旦让一些糊涂虫赞叹不已。（这次糊涂虫不是中国特产）。英国医改后的公费医疗，在消除了美国“部分穷人在医疗保障体系”的小问题后，相当于把medicare的覆盖范围覆盖到全部年龄段，包括留学生；并由政府代替私人私费者，支付社区医疗的成本。套用我们简单的供求原理，它的社会价值流，相当于国家财政支付无限制的社会医疗需求成本，而无法提供相应的供给能力。后者，受制于（税收负担极限－－社会生产水平）的硬性限制。《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和《医改失败的原因》两文中魔咒，让英国医改的公费医疗乌托邦，转化成了公害医疗。

美国医疗保险和医生收入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照中美两国医生的收入了。可以断定，用中美两国的住院医生（执业医师）待遇对照是不客观的。本科毕业工作者，与博士毕业工作者，本身不在一个层次上。笔者认为，美国的全科医生相当于中国的主治医生稍优一点，美国的专科医生相当于中国的副高医师，是比较贴近事实的职业地位对比。这方面的数字很混乱，统计的和胡编的都有，————其中信誓旦旦“美国全科医生和执业医生收入差不多”的“统计”都有。读者按照笔者所列举的职业过程，就知道那是不可能的。近年来美元的通货膨胀很厉害，（跟踪本博的博友，知道那是美国抵销本国债务的逃债性货币行为，中国是最大的冤大头），更令这个数字的绝对性失去参考意义。根据《福布斯》提供的2005-2007年全美全行业薪酬数字，大致可以认为，美国全科医生的收入是一般性行业收入的3.5倍。专科医生的收入是一般性行业平均收入的4－5倍。

那么，我们把上海这个地方，医院业务正常的主治医生，税后收入8-10元，副主任医师平均收入10-20万元以上，和普通性行业平均收入相比，就算不计相应的住房和家属医疗福利，相比美国同行，是高了，还是低了，还是自已衡量，也让公众衡量一下吧。笔者所提的，只是中位数。有些医疗产业从业人士会说“我们医院没这么高”，————别忘了！中国医疗是计划经济，是在运用托拉斯的垄断方式，抬高了医疗基本费用。在目前的市场购买力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支持所有从业者达到同样的收入水平。永远也不可能！无论政府投入多少钱也不可能！政府的投入，只能引起相应的人力资源选择向政府投入的方向，直到政府破产！————中国医疗产业，需要经历市场经济，对服务提供者的淘汰主！在一个论资排辈大锅饭的医疗系统里，很多所谓的主任副主任职称的“专家”，医疗知识甚至比笔者还不如。他们，早就该转行了！

考虑到美国医生的收入水平，在美国社会也已经是议论纷纷，中国的医生，就不要在回避市场经济的竞争同时，把医改当成给自已加薪的借口了。

美国被medicare（养老医疗保险）扭曲了的医疗行业供需，在其他方面，依然保持正常。medicare只对65岁以上退休人士提供，工伤之类的特殊人士，经批准也可以提前。沉重的财政赤字压力下，奥巴马正打算打退休年龄压后，这相当于美国更多人要硬挺到更老，象70岁吧，才能开始“无忧看病”了。看病之忧，也不全在于费用，还有时间等待也是一个大问题。目前没有资讯表明美国medicare提供的重大治疗需要长时间等待。而在英国，公费医疗的长时间等待，已经成了公害医疗。不过，负担－供给平衡，肯定会随着老年化的加剧而以某种方式宣泄。所以笔者估计，美国medicare最终成了公害医疗，指日可待。

说到这里，笔者也让中国的同胞们为自已多操点心。很多人，扳着手指算计着自已退休后，社保医疗保险，会提供费用上的“无忧医疗”，有没有想过，今天中国社会还算是年轻化，三个工作的人养一个老退休。而到今天工作的大多数人退休时，就是一个工作的人，养4到6个退休人员；————强烈提醒注意，目前社保医疗公开政策，年年批示，是不留储蓄，不留余额，统统用清光！那么，问一个问题：当各位退休时，得到的，是公费医疗，还是，公害医疗？

相比之下，medicaid（联邦贫困医疗补助）显得更为人性化一点。 美国社会在65岁以下的健康和医疗，基本上就是一个个人消费选择的问题。在美国呆过的人，都知道，在美国社会不买医疗保险，那是真的看不起病，因病破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美国的医疗保险可以单买，也可以家庭合买。美国联邦税收条例，允许万恶的资本家为雇员购买的医疗保险抵扣营业税收！因此，保险公司的医疗保险业务，就主要面向用人企业打包销售，相当于批发。如果是社会自由职业者单买，费用要贵上两三成。这样，大公司的资本家们，也就乐得借减税机会，向员工提供更完善的个人和家庭医疗保险，抵扣相应的个人工资。相比今天的社会，马克思已经是个文盲，不知道经营公司的是经理人，不是资本所有人即资本家，是不参与公司管理的。这里只是沿用资本家的称呼。

美国医生的职业路

要明白“美国医生的收入偏高，而相比美国医生收入水平，中国医务人员的收入并不低”，需要了解美国医生MD，与中国医生“成医过程”的区别。前文已经谈到，中国多的是针对专科治疗的专科医生（几乎100%），而美国，主要是针对社区健保的全科医生(约80%)。

要成为一名中国收入稳定的中国专科医生的路是怎么样的？笔者简单总结如下，有关从业者可以加以补充。在中国，要首先考上医学本科院校五年或六年专业。目前居然出现了三年大专学历的“新的执业医生”，不知是怎么会贬值如此。还是取标准数：六年！六年毕业，理论上是“研究生待遇”，不过，学历和职称是两回事；读完医学院能做医生的，可以说是少数人。实习毕业生要选择接收的医院接受三年左右的规范培训，（有点象苦工学徒），达成者，成为住院医师。住院医师根据所专长的科室（有偶然性），二次分科后，如果能够跟进某些治疗项目（最好是新项目），成为该项目的实际操作者，也就是说，成为医院、科室的一个赢利点，就可以说基本过关了。一般情况下，总可以成为专长于某个专科的主治医师，有口饭吃；年收入在上海地，约是8－12万元；这时医生一般是三十出头。这两个步骤，是淘汰不成功的医疗从业者的主要门槛，不同的院校，淘汰比例从三分二到五分四不等。

如果主治医师手中某个项目叫得响的，（即为医院赚到不少钱），可以参加本地区多次专业会议发发言。项目相关的药商、械商也会找你拉关系，就有希望排上副高，副主任医师；同时手下也要养三五个跟班；年龄这时一般是是40－45岁。假如你手中这个项目很了得，很吃香，那么，你就是医院收入的台柱，院长有可能轮到你的份（大家伙要你养噢），起码，会腾出个专科主任给你做。这时侯，对一个医生专业来说，也就已经是功成名就；收入一般在15万－50万一年，手下多者有几十个人跟着你混饭吃；年龄45－55。再上去爬，搞的就是政治，医学离你是越来越远。可见，中国医生是一个混职称混官衔的职业过程。在选读研究生时，如果能够跟着一个好的导师，直接进入某些关键性项目，可以大大提高职业成功的可能性。否则，职业前景堪忧。读了医学院，做不成医生的乍办？卖药去！当编辑去！剩下的，不知道干嘛去！

从中国国有医疗院校，到国有大型医院的医生培养路径分析，用什么样的话概括才合适呢？笔者掂量了很久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一条针对、模仿战争状态下，培养速成军医的医疗人员培养路子”，特点是数量基数大，质量低，需要大量的炮灰（病人炼手）。在和平年代，则通过漫长的职称、官衔升迁消磨职业耐心，淘汰大量人之余，仍然承担巨大的国营医疗负担，无可用之处。一句话，就是计划经济，国家统包的医疗。

“作为医生练习、培训的对象”，这也是中国体制内外大多数病人的尴尬之处，无论是私费，还是公费，中国病人给了钱，不是换取医疗服务本身；而是，不可选择地，“给钱做试验品，练习品”，作为培养“医疗专业人才”的炮灰。给钱买炮灰资格，这才是中国一般性病人最可悲之处。希望不做炮灰，希望由有资质的医生完成治疗，那不是一般的低价了。

那么，美国医生的职业道路又是怎么样呢？美国医学院不设本科课程，招收的全部是本科书，攻读的是博士学位。美国的医生doctor，是货真价实的博士，不象中国的医生，多半是冒牌货。医学院毕业后，同样要联系住院培训单位，经过3年的执业医师培训，经考核后得到执业医师资格，即phycians，————目前，这一步骤与中国相同；只是学历高了一到两个等级。不过，要成为专科医生，还要再经过6－10年的专科培训和实习，才能成为专科医生。

中医是否剔除出国家医疗体系是伪命题

就中医而言，如果人命健康的选择权是在“专家精英”的手中，那么，“是否把中医剔除出国家医疗体系”，即“中医是否可以得到财政拨款”，就是利益集团狗咬狗的争论。更有可能的是，《使用有争议的中医填充“假大空”的医改方案的价值缺失》。而如果选择权是在生命健康所有人的手中，那么，“是否把中医剔除出国家医疗体系”，国家的医疗预算全部归结为保障预算，交给贫困消费者购买最起码的医疗服务。中医是否还有生命力，西医是否有足够的份量彻底取代中医，是中原逐鹿！

总之，离开医疗行业的市场经济模式，无论中国还是美国，或者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将面对无法控制的个人，和社会的成本。医疗行业的市场经济，是病人，是消费者拥有自由采购医疗服务，维护自已生命，和生存质量的基本权力。社会，要把这个权力，交还给各自拥有自已生命所有权的所有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权，茅于轼先生被愚民贱民炮轰的市场经济理论基础，在医疗行业，得到了最完美的阐述。

有人会问，“不懂专业的患者被欺骗怎么办？”，问这句话的，多半是中国人。因为，只有中国人，才不相信财产所有人的处置能力，而代为处之；中有中国人，才不相信生命所有人的处置能力，而代为处之。（有没有说错？）。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两个字：真实！只需要保证专业资质的真实性，选择权在病人的手中。简单说，广告真实性法规，和相关诉讼制度，以及商业性欺诈犯罪的法规，就可以取代中国式的无数代他人担心的权力审批部门吃皇粮的机会。留意美国执业医师的“权威认证”，这个认证，不是国家认证，而是民间的认证。我国许多公营机构在考察美国社会体制时，对于这种民营的协会性质，有意忽略，视为“官营的管理机构”。就以高院对美国“非法行医”的借鉴，也是把医师协会的行业自律，视为“美国官方管理条例”，作为中国司法解释的依据。

换言之，在美国只要是不宣称自己拥有并不存在的资质有人相信自愿来看病，就不叫做非法行医！但是，你不能冒充没有得到认证的资质，收取相应资质的服务费用，否则，就是商业性欺诈犯罪！中国需要许多公务员管理的领域，美国只需要一条法规：商业信息反欺诈。有政府万能教信仰倾向的信徒们，如果发现“美国关系生命的权威机构”，居然，只是一种医疗的品牌，会作何感想呢？也可以这样说，在美国看病贵，是看“全美医学联合公会”的认证医生费用贵。如果你看中医啊，印度医啊，印弟安人巫医，自学成才的神医，乡村赤脚医生啊……，不见得有多贵呢！中医怎么打进美国啊？公共关系，让美国人认同中医这个品牌就行了。

尽管美国医生的收入依赖的，是哈佛医学院这些一流常春藤医学院支持的品牌化经营。 其供应数量，受到医生联合公会的调节，保持医生相应高的收入水平。其需求总量，又因其严格的概率统计基础，而得到医疗保险公司的支持。（这点非常重要）。但是，即使是这样，美国医生的一般性收入，也比国内许多医疗从业者所想象的水平，要低得多。完全可以认为，中国的医疗体制，只是损害了体制外患者的利益，部分损害了体制内权力弱势人群的利益，就医生本身而言，他们的收入水平，相对于其他行业的水平，中国医务人员的收入，相比美国同行，一点也不低。

生命和治疗的选择权在病人手中

笔者支持的，是把这个标准作为患者取药用药的“参考标准”，而不是让药商，和医疗联合公会，代替患者选择“生命无价”，“不能堕胎”，“不能治疗”。治疗选药的选择权，应在患者手上。患者无知，可以花钱请专业顾问，患者不愿意请，出了问题，那是患者为自已的选择负责，用不着别人替患者操“生命无价”的心！患者穷得没有钱，要么接受慈善，要么接受国家财政“低水平保证广覆盖”的医疗保障。总之，无论是消费权，还是生命权，消费的方式，选择权，应该是在患者手上。任何人用任何理由，包括用道德理由剥夺患者这一选择权，都是对患者人权赤裸裸的侵犯。结果，导致了市场经济价格制约体系的消失，患者既保不住命，保命的费用，成倍数增加，最终，汇成了今天美国摆脱不了医疗费用危机，和中国民怨沸腾的医疗积弊。

这就是笔者在《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和《医改失败的原因》两文中，要告诉社会的观点。

所以说，市场经济，是确保消费者获得服务和产品供应的同时，保证获得最低价格，和最优质量的唯一手段。原因，是因为市场经济，既鼓励了社会资本参与紧俏商品、服务的供应；同时，又淘汰了劣质商品服务的供应商。市场经济国家必定灭亡计划经济社会，那是经济作为科学规律的必要结果！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必要的结果，就是消费者要么得不到商品，要么依赖权力倾斜，要么质高价次！那些攻击茅于轼市场经济的人傻瓜，应该好好给自已几个耳光，上帝或者会原谅你们！

美国医疗有贵的成分，是因为美国也有侵犯了市场经济的地方；那怕，用的是基督教的宗教伦理道德的理由。中国医疗服务也有贵的地方，同样是由于市场经济规律，被权力粗暴地强奸了。由于医疗毕竟是有价的，至少，有人力成本的价格。因此，“让病人自已选择生命是否无价”，是迟早都会发生的事情，要么，就找个似乎合理的理由，诸如“社会保障预算不足”，而加以逃避。在“可选与不可选”之间，掌握“生命值几何”的专家们，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可以得到相当大的寻租空间，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空间。生命无价，治疗有价，治疗永远不能覆盖无价的生命。这样，根据《寻租腐败定律》，就成了由某几个专家选择“谁的生命无价”的特权。在中国，显然，专家们选了高级代表和老革命，以及他们家不老的小革命们的生命，价格远远超过小民百姓的生命，并以之为交换代价。

生命确实可以看作是无价的。这个无价，不是体现在专家可以选择“谁的生命更有价”，而是，体现在其选择权在生命所有人本人。基督教和天主教，禁止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自杀，自杀者不得上天堂。不过，如果从“生命的把握，归生命所有人所有，任何其他人不得剥夺”，作为人权基本标准和基本的伦理观，那么，如果生命所有人（病人本人，及其合法委托人），拥有超出任何专家的，对其生命处置形式的基本权力。基督教义的“禁止自杀”，应看作是一种“建议”，“倡议”，而不是强制性的道德伦理。

同样，“生命的把握，归生命所有人所有，任何其他人不得剥夺”，作为人权基本标准和基本的伦理观，笔者支持安乐死。同时，在经历了漫长的思想挣扎后，笔者现在也支持废除死刑，改为无限期监禁。死刑如果保留，要有另一个理由，象明知死刑极恶而故犯之，象那个残杀吞食儿童的恶魔，应视作是寻求安乐死。这时侯的死刑，不是“社会的报复”，而是，满足极端手段寻死者的要求，并终止其危害社会的继续。笔者没有与美籍人士讨论过有关死刑问题，（美国人本身就有N个派别），私下估计，美国部分州保留死刑，用的也是这样一种逻辑。

“生命的把握，归生命所有人所有，任何其他人不得剥夺”，作为人权基本标准和基本的伦理观，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部分人士反对堕胎的理由。“胎儿的生命不能被他人剥夺”。这里，可以用另一个办法绕过这个障碍：生命所有人（病人本人），及其合法委托人。由于胎儿从来没有真正具备自我意识，因此，在出生前，其母亲是天然的合法委托人。这样，合理的堕胎，就是母亲的个人选择，也是母亲及胎儿的基本人权了。

中医的医学价值

这是本博《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和《医改失败的原因》两文中，要告诉社会的观点。这个陷阱，是世界性的伦理陷阱。不知是不是由于日本文化对生命的态度，比较接近医疗市场化的需要，日本在这两个陷阱中的受损程度,也是目前所知最小的一个。

“生命无价”，是一个议会道德挞伐里很难对付的话题，美国医疗行业公会，在美国立国之初，就胜利地获得了院外活动集团所希望的一切条款：从业资格由他们最后批准！否则，就是非法行医！这条很厉害啊，想想看，如果食品餐饮也实行这样的条款，“经营饮食业需要现有从业者同意”，或者理发行业，“成为理发师的条件是得到其他理发师的同意”，结果会怎么样？我相信，相应的价格，至少涨几倍！美国医疗就是这样的情况。一些人只是把美国，或者香港取得执业证的考试和最后的答辩，视为中国政府统管式的考试，有没有发现，在美国，这是由执业医师联合会，执最后之牛耳的？

有人以为笔者会说美国什么都好，但至少笔者认为，美国这一条违反了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理由，是中式道德战争的同样理由：道德！类似的道德战争，在另一些中国人不注意的领域，同样非常激烈，典型如堕胎。对于那些天天道德伦理挂帅的伪君子，笔者很有点鄙视地告诉他们，“道德只是个人行为的约束，充其量是向他人的建议，再超出这个范筹，就是邪恶！”，道德泛滥，和道德缺失一样可怕！社会和谐，需要的是《民主约法》，而不是自说自话的道德！

这类“生命无价”的医疗价值观，有时侯是非常虚伪的。象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提供胚胎脐血干细胞治疗不治之症的国家。所谓不治之症，也就是现在西医手段已经无能为力的病症。经过干细胞的治疗，或者有用，或者无用，至少，在统计上，有可靠的evidence证明治疗是有效的。但是，这种治疗，遭到了欧美医学界的普遍反对，理由是，它们没有经过严格的效果验证，（顺便提示，欧美国家从基督教伦理观出发，普遍禁止干细胞治疗项目的开展），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接受治疗的病人，（很多是孩子），是无辜的，不应该成为治疗的试验品”。而这些病人根本上已经是无望等死，这一条，他们不说。

这里还需要说明另一个导致西方社会药品价格奇贵，而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新药，都极难打入西方市场的原因，就是西方医疗界的三期双盲临床试验标准。新药新械，在提交FDA备案前，必须先通过同样数量的动物试验，才能开始用于人的临床实验。新药新械，必须经过这一临床试验过程，备齐三期双盲临床实验数据，才能成为医生的处方用药。这就是所谓的“FDA认证”。有趣的是，FDA认证不是那个官的审批，而是，生产商自已要提供汇齐相关的公开实验数据，以备任何医生查证作为临床使用，和研究用途。（美国的医生本身就是科学家）；——————在美国，连行贿中式药监局长的门也没有！FDA不是一个权力组织，无权，也就无所谓腐败了！

而且，在临床使用开始后，还必须定期提交疗效跟踪随访数据。非处方药则更为严格，必须在证明低风险的“误用后果”后，才能成为非处方用药，象，伟哥。这样一个过程中，由于禁止向病人收费，因此，一个新药的推出，成本显得非常高昂，少则几亿美元，多则几十亿美元不等。如此投入市场的新药新械，确实是百炼成金，不过确实昂贵；而进口到中国，经过多重盘剥，再贵上几倍，——————中国病人的生命，以通货计算，就显得很不值钱了。

笔者是支持西医严格的三期双盲临床试验，以确保用药效果可参考性的疗效标准体系的。众所周知，我们伟大的传统医学中医，别说三期，就连一期双盲也过不了。某种药过了这个标准，就已经不是中药，改了个名字，叫西药喽，象，青蒿素！这就是方舟子所说的“弃医存药”，其实就是简单的中医GO HELL。

中美医疗体系细节对比

这里，以同样的方式，列举一下各位同胞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接触的中国医疗行业的运营模式：

1）相当于美国medicare/medicaid的医疗保障财政投资，在中国，被全部用于国营医院的薪水钱。同时，为了保证这些医院的收入，压制了几乎整个个体医生和民营医院的行业形成；目的，是为公费医疗提供有一定保障的专业机构供应者；（一条红线）

2）社会医疗保险，相当于另一种强制性的税收，优先补充公费医疗的不足，包括，被公费医疗淘汰的前受益者；

3）为了保证社会医疗保险的“税收能力”，压制商业医疗保险营业范围；病人无论有无消费能力，不可能通过医疗保险“偶然大单”，增加抗风险的能力；（第二条红线）。对于中国民众，无论贫富，看不起病，因病等死，或因病致贫，是迟早的事情；

4）个人消费者直接到中心性医院接受“终极性治疗”，从而，从选优保命出发，二三级公营医院成了不能破产，也不得不养的垃圾单位，只能通过托拉斯医疗垄断的手段，向他们分流若干；三级中心医院是忙的累死，只能草草应付小民百姓，（主要精力是公费医疗的大家伙们），不忙的，闲死，自他们自已都忘记是做医生的吧？

5）医院不能从服务专业技术中收费，只能以药养医；同时，国营药厂也不能倒闭，同样只能通过托拉斯方式，保持国有药厂的低质高价；

6）医院不能从服务专业技术中收费，只能以药养医，迫使医疗行业与外资药商同流合污，以垄断的方式，保持少额高价用药。

7）整个利益流程，体制外患者，成了最大的输家

美国医疗“收费相对低廉”，但是相对于其他行业的工作付出，还是偏贵的。原因在于，美国的医疗，并非完全市场化。其中的贵，就贵在不能市场化的这一部分。其中的medicare养老医疗保险，前文已经谈到了。另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美国执业医师资格的取得，并不是一个市场化的作用机理。其市场机制失灵，同样是受制于《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即所谓的生命无价伦理价值观。生命是有价的，所谓生命无价，结果就是普通人维持生命的医疗费用，贵了许多。在中国如此，在美国，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美国得益的，是医疗行业从业会会（医师协会,民间组织）的成员，而中国，是公费医疗的特殊受益者老革命，和他们家里不老的小革命们。

与中国公费医疗相当的，是美国联邦财政担保的medicare，退休医疗保险。正是因为这一财政医疗保险作为支付方的无限制的投入，给美国财政赤字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和脱离美国实际社会需要的变局：本来至少达到一半的全科医生，减少到了20%强！这个比例，是除中国以外，全科医生比例最低的国家，居然，是美国！在英国，（可以认为包括英联邦国家），这个比例是50%，而在德国，全科医生比例，接近40%。日本是唯一的例外，服务于大公司集团健保方案的全科医生，占了医生的大多数。日本是西方社会中，社会医疗成本最低，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

有趣的是，某卫生部门公费旅游考察后，在作出“美国全科医生数量已经过多”的假设下，居然得出“因而医保费用偏贵”的结论。堂皇写进政府报告里。这类神经错乱式的结论，明显违反市场经济“供给增加随同价格下跌”的基本原理，如果不是让计划经济洗白了脑，是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我们姑且，把它看作是“利益部门”魔术语言，全科医生，对于专科医生来说，是职业竞争的关系。中国国民，应该时刻检讨一下我们的社会制度，是否给了过多的这类利益部门，玩弄魔术语言的权力，给了他们机会！

总的来说，基督教和天主教国家，可能是由于宗教文化方面的原因，由国家财政保底的养老医疗保险投入缺乏约束措施，客观上助长了专科医生比例偏高，（国家担保需求增加），全科保健医生数量偏低，（供给偏小价格升高）。从而，增加了一般性医疗保健消费的成本压力。许多人采取了与中国穷人类似的办法，年轻时死挺！老来退休，让政府担保的国家养老医疗保险包干。后者，中国国民还没有资格享有！这样的供求结构失衡，导致西方国家社会医疗成本不低，国家医保负担过重，而国民健康寿命改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

美国医疗及保险体系简析

笔者觉得，西方社会在开始时，基本上是以美国医疗及保险体系为蓝本，在某些环节的或增或减，或转移责任承担人，而构成各自的医疗和保险体系。要完整了解西方的医疗及保险制度，还是应该从美国社会入手。美国医疗保险制度，是世界上最商业化的，受道德伦理困扰相对最小的制度。可能是因为美国社会是多种族多文化多道德标准的社会，如果以道德为出发点，美国会分裂成几百个美国。美国医疗和保险制度的商业化，有助于抽象出医疗制度中的成本效益要素。至于成本由谁去负担，分担比例是多少，那是次要的讨论对象。首先，要明确问题所在。

除美国以外，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医疗和保险体系，是围绕着physcians的社区组织体系，主要治疗发生费用由physcians和insuer(保险供应商)支撑？physcian，中文可译作内科医生，保健医生，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社区医生，都是同一回事。他们曾经是（WAS,过去时），整个美国社会，以防为主，围绕着家庭保健组织的医疗和保险体系的核心！到今天，仍然是除美国以外的欧美社会的医疗、保健体系的核心，包括香港。（香港医生数量达三万人）。

尽管美国medicare(退休医疗保险)和medicaid（贫困医疗保助）因为其巨大的财政负担，吸引了太多的社会眼光。事实上，美国围绕着家庭医生组织的市场化医疗保险体系，才是美国健康体系的精华，最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美国没有一个庞大的政府，没有无数骑在人民头上的最高代表，也就没有必要，为了维护公费医疗，搞了一大堆国营医院。家庭医生，与有消费能力的个人医疗消费，通过市场经济的原则自由搭配，优胜劣汰，保证了美国基本医疗价格供应相对低廉，以及相对可靠的质量保证。同时，个人消费者挂靠稳定服务的家庭医生，要确保了病人健康跟踪的可持续性，转诊高级治疗中心时，依靠家庭医生的专业顾问水平，避免成为大医疗中心博羿的“弱势人群”。

这种医疗模式，是除斯大林国家以外，全世界所有市场经济国家所共有的基本医疗健康模式。是整个西方社会医疗行业的基石。相比之下，国内专家公费旅游时取经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治疗中心，只不过是对这种模式的执遗补缺，重要性起码差了一个档次。

西方社会，以美国为例子，他们整个社会的医疗和保险运营模式是：

1）有消费力的病人，与有执业资格的医生，按市场经济自由搭配的方式，交换商业医服务；

2）对于家庭医生不能处理的，需要专业性治疗的专科疾病，一般由家庭医生作为顾问，转诊到商业性专科医疗，以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方式，交换商业性专科治疗服务。（注意，专科的意义，与中国社会，因此有了很大的不同）；

3）对于家庭医生不具备的医疗设备资源，由商业性的经营性医院经营该项目，向家庭医生出租该项目，从而令家庭医生可以拥有现代化的大型诊疗能力；（注意，这是西方医院与中国式医院极大的不同）；

4）对于大型治疗项目，个人可能无法负担的治疗，“因病致贫”是无人可怜的自取其咎；因为，医疗和保险行业强烈呼吁有支付能力的人士和家庭，购买针对大单偶发的疾病治疗的医疗保险，提高个人的治疗保障。因此，在西方社会，因病致贫，和有病能治，是一个和他人道德选择无关的，仅与个人消费倾向相关的消费选择。

5）对于无法自行支付家庭医生费用的穷人，通过medicaid医疗补助（美国），和私人慈善性质的非营利医院（很多是教会医院），以及少量的公立非营利医院，提供替代性的医疗服务；

6）对于没有社会价值创造能力，但符合福利条件的退休人士，提供国家财政担保的退休医疗保险制度，即medicare。这一保底制度，由于《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的机理，同样作用于美国社会，medicare的高昂费用似无法有效控制，是目前最为人所知的“美国医疗制度”，颇为中国好人党厚非，以证中国式制度完美无缺之处。

医改合理方案的成本必须内敛

今天医改实操之难，就在于或真、或假、或蠢的各个社会阶层，七嘴八舌；几乎是清一色反对他人的任何提案，而自已却没有可行的完整的模式方案。这时侯最好的办法，就是参照他国相对自已成功的模式，象美国吧；从局部到全局，先建起来，再根本自已的实际情况，象政府财力不及美国足，社会发展水平较美国低，作标准上的修正。这样是可以很快找到出路的。但偏偏，舆论管理层引导脑残火力，见美国两个字就开火。最高代表本身就是年报几十万的快乐人士，乐得顺水推舟，让脑残们先兴奋去。

类似医改如此复杂的社会体系，不参考现行模式，希望凭空创造，别说三五百年未必行，就算行，也不知要走多少弯路。君不见，仅仅是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所谓的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已经浪费了多少脑残的青春生命了呢？可见，不管国内某些专家如何王业恶贬美英日德这些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积蔽如山，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如马克思毛上帝的乌托邦美好，在中国还没有赶上人家以前，还是先虚心点，把西方社会看作是完美的老师，先学着点吧。

要得到可执行的医改方案，可运行的医疗和保险制度模式，首先要排除不同社会阶层道德价值观差异的干扰。否则《无法逾越的道德伦理陷阱》的困扰下，任何科学讨论都将无法继续。最终，社会只能在剑与和的内战中，寻求解决方案。伦理道德的讨论归由伦理道德范筹，医改，只能定一条可以执行的社会价值目标：“最大程度维持、恢复全社会因病折扣的劳动力、生产力”。

小慈乃大慈之贼，医改方案要有可行性，首先，它的成本外涵必须是内敛的。内敛的唯一可能，也就是抛弃把“医改、医保”当成提高民众收入水平的手法，那应该是半夜鸡叫之类的任务，不是卫生部门的职责！医疗，始终只是一个消费，个人的消费选择；国家，只是从社会消费者恢复、生产力维持最大效益化的角度出发，以救难的形式出现，才有实际价值。

目前的所有的医改方案，包括近日甚嚣尘上的“取消以药养医”论，用一句老话形容，那是“治标不治本”，“朝三暮四”式的改良。老百姓不见得全是猴子，就算统统是好骗的猴子，终会发现这些套朝三暮四的改革把戏。就用以药养医来说，它可不是“看病贵看病难用药贵”的原因，而是以下三个因素的分别结果：

1）为保留公费医疗，不得不对抗市场经济客观规律；

2）为了对抗市场经济规律，不得不强制医生不得从医疗专业、技术服务中获得维持供应者再生产的收入（诊金，手术金）；

3）为了弥补诊金、手术金的损失，医疗再生产不得不维持，只能从药品、器械销售中分成，（以药养医）；

4）国有医院不能破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能以托拉斯的形式，从各自有限地业务分流获得最高价的垄断收入；相比这些医疗的投资、薪水，收入是低的。但相对于它们能够提供服务，他们的收费是贵的。这就是计划经济的下体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4）国有药厂不能破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能以托拉斯的形式，从各自有限地业务分流获得最高价的药品销售收入；相比这些药厂的投资、薪水，收入是低的。但相对于它们能够提供产品，他们的价格是贵的。这就是计划经济的下体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万一出了什么医疗、医药产品事故，这些国营药厂，就会用比三鹿还要快的速度人间消失。不能破产的国企，用于向公众逃脱社会责任时，比兔子窜得还要快，象害死N多人的国营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同样，与三鹿一样，正常营业时，对外声称是国营企业，出了问题，眨眼就变成了“MBO”的民营企业，为国企不能私有化的神圣论坛，添砖加瓦！

医改前后体制内外的民众境遇没有实质性改变

就病人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情况又如何呢？

中国的病人，大体上可以分成体制内的病人，与体制外的病人两种。从种种政策倾向来说，可以说，是牺牲体制外病人的利益，剥削体制外病人的利益，维持体制内病人的相对优越的医疗条件。也就是相对性的优越而已。同时，体制内的病人，也是分成三六九等。从年报限额几十万，用不完着慌，腆着脸找熟人开贵重中药报销，拿到市场上卖的“老革命”家庭；到只能报20%的低级公务员，甚至一点公费医疗享受不上，却挂着“公务员”名头的协税员同，协管员之类。

后面的文字写多了，修改后，专门发表了《教育"产业化"，考公务员，大学生失业》。道理是完全一致：一些低等级的公务员，和打算考公务员的人，和仍然期望“大学生的国家干部待遇的人”，（消息如此不灵通，一般性是西部农村人士），中了人家“编制选拨产业化”的圈套，却可能为计划经济既得利益者上窜下跳卖力五毛。可悲！从人性上来说，希望自已的血汗投资（编制选拨上被产业化的投资）不至于化为水，心情可以理解。只不过，“政府本身拥有无上经济分配特权，却不是社会价值的生产单位”。客观经济规律，不可违背！

可见，尽管公费医疗财政负担吓人，害得整个中国社会“看病难看病贵质量次”。但是，真正能够受益公费医疗的群体，要比表面数字少得多。而且，还将一直消减。当他们中的许多人，发现公费医疗徒有其表时，为公费医疗而维系的，当前的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医疗体系，就会很快转向市场经济，有可能变得供过于求。就象，吃饭问题的解决。

市场经济的优化作用迟迟没有作用于医疗行业，除了公费医疗的各种因素作用外，体制外的受害者，大部分是习惯当奴隶的农民，是一大主要原因。这些国民，是能吃饭不算有病，有病要么不用治就能自已好，（轻），就是怎么治也得死的状态。同时，这批国民，还是憧憬看病不用钱的“城里人的待遇”的主要傻瓜蛋群体。“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林语堂），这类珍稀动物，主要就产自这个群体，和他们中的精英阶层，那些努力被“产业化”的今科举人进士贡生们。（头大！）

体制外少数的下层市民们，一般性地文化程度偏低一点；高一点的都忙于被“产业化”，憧憬着“公费医疗”的待遇。而且，这帮子人，要么是让毛上帝充军上山下乡的一拨幸存者，不知自已到底有多大程度算是人，要么就是年轻是不知道自已会老，会病；老了后，想造反，也只能哼哼几句。

所谓存在就是合理。为维持公费医疗而建的今天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中国医疗，尽管七漏八损，但在内外的憧憬认同和装聋作哑相互作用下，估计，在它最终翻沉前，还能走一段距离。估摸，5－10年吧。在这期间推出的所谓强化计划经济分配模式的医改，不会让他走更远的距离，只会，让它早日翻沉。

因此，常言说“既得利益”者阻碍改革，恐怕是传说。真正原因，是“既失利益者”的愚蠢、纵容、贪小便宜，却成全了既得利益者的顺水推舟。再想想国际关系中，中美贸易关系，中国莫名其妙成了人家的殖民地，经济危机里，盖纳伊让中国多点消费，让中国的“爱国者”口诛笔伐；克林顿腆着面皮让中国提供廉价消费品，拿了美元买美国国债，（百分百的殖民地），却得到中国“爱国者”一遍应和。说明什么道理呢？

真正长治久安，特别是在医疗行业，需要理清供（医疗行业）需（病人）双方的的产业平衡，也就是需要依靠优胜劣汰，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服务收费；运用市场化的方法引进商业保险，提高消费者对一次性大单的承受能力。最后，由国家履行社会保障责任，为社会中的无力购置最基本医疗保健服务的弱势人群，提供帮助。

计划经济式的医改体制外患者得益不大

《各级医疗系统的状态》一文，详细分析了中国各级医疗体系的状况，以及，他们对于医疗行为市场化的利益立场。可以认为，由于中国医疗行业职业化程度不高，同时，国家行政投入多多少少起到了补底收入的作用。因此，整个医疗行业，除了民营和个体医疗以外，对于医疗行业的市场化，如果不是抱着抵触情绪的话，至少，也是袖手旁观的态度。

即使是如钟南山，或者曾其毅，或者博客明星广东卫生厅某副厅长廖新波（有几十个正副厅长），为医疗从业者诉苦的时侯，其话也是有真有假。而他们替病人说的好话，也是假话居多。以曾其毅而言，“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从国营医疗行业直接向消费者收取的费用计，的确不贵。注意，中国财政一直补贴医疗供应行业。但是，相比海外消费者健康消费，体制外病人真正能看病的费用，就太贵了。因为，财政补贴、社会保障，没有造惠于体制外百姓病人一分一毫！可笑的是，无论是曾其毅本人，还是网上攻击不问情由攻击曾其毅的愚暴贱民，都避而不谈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看病质量差的根本性问题。

钟南山，曾其毅，廖新波等医疗行业供应者，他们叽叽喳喳，唠唠叨叨，好象是为病人打算，其实，说到底，还是让财政往医疗行业的计划经济受益人，国营医疗体系注入多少钱，以及，在体制内怎么分从纳税人手中勒索来的蛋羹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称为医疗服务供应商，而在计划经济体系里，他们只是供应者，谈不上商字。计划经济无法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其结果，国家向医疗体系内注资，主要作用，只是养了其中许多不懂医，不懂业务，看不了病干吃饭的行尸走肉。

国家投资总额里，很小的一部分能够真正落到最终消费者的头上，这是计划经济不治之症。相比之下，市场经济里，依靠消费者提供的价格信息，生产有效率可以接近100%！不妨看看，为什么计划经济既得利益者，象张宏良之流的极左皇汉明粉袁黑（反正是一窝子），会那么推崇毛帝国计划经济的好处？不妨看看明朝，这个被毛佩琦厚着脸皮吹嘘的“经济发达”的皇朝，是一个连中层干部家属也养不活的发达皇朝。崇祯皇帝向灾区投入100万石救济粮，能够下放到灾民手中的，也就只有一万几千石。其余的部分，都在计划式经济的国营渠道里消耗干净了。说明朝完全是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都有点勉强。明朝事实上是官僚特权的小农经济体系。但它的官僚分配系统，与计划经济体系，几乎是一模一样。

笔者大约在十年前曾经说，国家就算向教育系统增加投放2000亿，每个义务教育的学生至多只能分到几毛钱。当时2000亿是一笔巨款，全国教育经费才2500多亿。结果呢？经费投放每年据说超过了12000.07亿，但是学生教育负担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国家投资增加的，只是教育系统更为臃肿的编制，和更为奢华的开支。后者，以高教系统为最，中小学校，尽管薪水少于公务员，却也是民营企业同等劳动力的上限。

可见，通过计划经济体系，国有体系，官僚体系投放资金，只是吹大本已臃肿的机构泡沫，最终的国民消费者，根本不用指望有多少实际得益。简明博友说"8500亿太少"了，依看我，85000亿也没用。如果是使用“市场经济＋社会保障”的模式，850亿一年，就已经效果挺不错的。那些寄望于“计划经济的国家慈善”能救自已于苦难的穷人百姓，大脑至少要清醒一点。至于那些身为计划经济的既得利益者，该怎么骂咱们，还得怎么骂，继续！

医疗行业市场化是平民不可选择的现实

在科室生态环境中，真正对科室经营感兴趣的是科主任。其余的人，有能力的大医生关心的是自已的小炉子；还没有出头的中小医生，只怕盘算改行的心思，不亚于提高业务水平的心机。中国的医院科室看上去千篇一律，而事实上，既然科室是“市场化经营”，就一定具备市场化经营的特点。那就是各有所长，各有侧重。不过，既然公共医疗服务成了“义务”，科室总是不得不腾出大量的时间坐诊，应付很可能无病呻吟的病人。

这样，在中苏军事化的国营医疗体制，医疗资源的运用肯定是低效的。这时侯希望“以防为止”，无论你是中医还是西医，活蹦乱跳地坐进医生的诊室，希望“病从浅处医”，在你没有躺到医院住院部重病号床上以前，医生肯定听听你的心肺后，就把你从窗口扔出去（说说笑话），应该说是把你打发走了，别占用医生的时间！以防为主，根本无从谈起。因为，不产生医疗效益嘛！别以为效益就是钱。医生的休息时间，稍低的工作强度，升职的机会，参加会议的待遇，等等，也同样是医疗的“效益”。

医疗资源使用的低效，表现在医院的科室资源不能专注于自已的业务长处。如果再加上中国官场医疗特有的这个会那个职称的评级，中国军事化医生的平均水平比海外医生差一点两点，怕是难免的，比海外的兽医水平高一点点，那是应该的；收了病人的钱却做手术拿病人练刀的机会比海外同行多得多，那是自然的。

但是，既然科室最终不得不市场化的方式核算医疗效益；前面说过了，效益不光是钱的问题；那么，突出重点业务内容，就是一定是无可避免的。所以医生大体上的安排是，小医生在门诊值日班夜班累趴下；大医生在门诊接待老病号复诊时尽心尽力。一些不知门路的朋友喜欢小病挂专家号，纯粹就是浪费钱，让人家收了你的钱扔你出大门。大医生真正的精力还是在病房，既赚钱又轻松，还有很高的名利效益。能够回到病房按床开药收提成，这是医生从穷鬼到小康的转变；差不多是三十岁以后的光景。所以呢，特别是门诊，对于医生开的单费，其实不必太抱怨，小医生也挺苦的。

既然科室和医生都着眼于提高自已的重点业务；那么必然的结果就是，对于他人的专长业务，是十二分的不关心。中苏军事化国营医院的医疗效益差，国家投入大而社会效果差，是天生的。因为这么复杂的医疗生态，别说外人不清楚，就算是同一个科室里的小医生，研究生，或者另外的主任医生，对于自已手头上的专长疾病以外，也只是粗通。但是病人不知道啊！结果善长治胃癌的经常治肛门；善长治乳房的接诊肺病。关系好点的医生还互相转诊，关系不好的医生，收你的钱把你一脚踢走，————医院里也有办公室政治！政治经济学嘛！

医疗市场化非常注意医生作为医疗服务责任提供者的职业信用，和信用评级。所谓的医生执业资格，并不是政府管理的“行医权”，其实是一种品牌。换言之，人人都可以行医，只不过，你不能以注册医师的名义跟人家看病，还要跟人家说清楚，“俺是自学成才的，治死你不关俺的事”，只要病人知道内情并且愿意，完全合法！

医生的职业信用不体现在不同资历的医生资质上，象内科医生（或称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私人医生），专科医生，专项手术技能医生，完全就是围绕着医疗效益最大化，让自已最物美价廉的技能广为人知；由病人选择消费。每一种治疗项目，都有统一的案例登记，著名的cochrane循证医学体系，提供治疗有效率和风险系数，包括平均成本。这样，公共基础医疗产品病人可以选择到公立医院，自愿给低年资医生练刀；也可以按需购取医疗服务，医疗保险可以提供针对性的第三方治疗资费方案。

围绕着医生业务核心的治疗，是不是更合理一点？效益成本比是不是更高一点？笔者认为这样的医疗结构，远较中国苏联式军事化医院优越；也较今天的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的状态优越。或者是笔者对中国官方的统计宣传有点不信任的缘故吧？那么，中国式的军事化医院没有优点吗？不是的，作为对付不起其础治疗费用的穷人来说，这种工厂化服务的大医院，有“规模生产”的好处。所以只要不是占用应该归由市场化经营的高级医疗产品，剥离公费医疗对社会的剥削，让经营不善的医院破产；这类医院对于公共的基础医疗产品的供应，还是有必要的。关于美国医疗体系存在的问题。我们另文再述。

医疗的市场化，其实是对医疗服务供应者的质检，淘汰不合格的供应商；并不是“政府不提供医疗福利保障”。劣等的医疗国营寄生虫骂医疗的市场化，欢呼“国家管了起来”；人性本私，可能理解。作为国营医疗垄断受害者的平民，还是不要过分怀念电霸水霸商霸，还有博友提及的“医霸”的年代吧！医疗行业的运作早就“市场化”，今天所谓医改要市场化，无非，是降低隐匿市场化的社会成本而已。医疗行业的市场化，是平民不可选择的现实；可选择的，无非是是否承担额外的隐匿成本，象，把公费医疗的成本在看病贵中顺便承担起来。

为什么罗马民主要用凯撒的帝制维系？三

卡特林那的阴谋没有演变成可与马略相比的真正的政治运动，（马略只是一个没那么激进的成功的卡特林那），也就令凯撒逃过了一劫。在苏拉对民主派平民党的扩大性报复中，凯撒一度几乎成为苏拉屠刀的对象，完全依靠凯撒母亲家庭的贵族背景，以及凯撒当时并不是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才逃过一劫。苏拉其实并不滥杀！但是，如果卡特林那成功，凯撒会因为其温和右派的倾向被打压；反之，如果卡特林那“成功”后失败，那么凯撒必定在随后的苏拉式报复中死无葬身之地。凯撒当时的处境，实际上就是今天那样想利用乌有之乡极左冲击社会的“右派”的处境。

历史记载恺撒当时的处境已经非常危险。他曾经打算向激动的罗马公民演说，把自已的关系撇清。但是还没有听说过《罗马特议事规则》的罗马公民，总是用纷乱的道德责难，令凯撒的演说才能毫无用武之地。阿庇安称：“凯撒无奈地坐回自已的椅子，冷眼看着眼前的一切”，这段描述，可以说是冷静，也可以说是绝望地等待命运的裁决了。如若不是西塞罗此时也是凯撒的政治盟友，希望温和的凯撒可以代替激进的卡特林那，稳住同情卡特林那的平民力量；拉了凯撒一把，凯撒可能会象卡特林那被逮捕的同情者一样被呆死。

凯撒和西塞罗被称为当时最优秀的演说家。西塞罗是公认的第一名，不但有鼓动性，更重要的是切合听众的利益；赢得他们的信任感。而凯撒的特点，西塞罗是这样说的：“凯撒的演说才能，不亚于当代任何一个演说家；他的演说合情合理，逻辑严密，修辞优美，能够说出每一个听众心中最关心的问题，并且让他们相信是可以解决的。只要凯撒能够让演说超过一刻钟，几乎没有任何演说家可以击败凯撒”。简单说，西塞罗的演说倾向于鼓动，而凯撒的演说倾向于如何解决。所以一旦凯撒能够将听众带入解决问题的语境，西塞罗的鼓动就无能为力了。所以凯撒和西塞罗，互相都把对方视为最大的政治对手。是对手，却不是敌人，尽管内战中，双方是敌对的阵营。

卡特林那死后，罗马极左的威胁就解除了。代表平民阶层的凯撒，与克拉苏和庞培结成了前三头政治联盟，维护了罗马的安定团结。三方通过承认庞培作为传统贵族的既得利益，换取克拉苏和凯撒分别对高卢和帕提亚开战，从对外的扩张中寻求新的利益，平衡罗马社会中的分配矛盾。这场尝试以恺撒的成功，和克拉苏的失败而告终。凯撒的成功，一度令罗马安定繁荣，西塞罗此时也成了恺撒最大的fans之一。他的肉麻的吹捧凯撒的演说就不说了。至少说明，凯撒的成功，为罗马的平民阶层和罗马社会带来巨大的GDP和就业机会的同时，贵族和工商利益者，也是受益非浅。

这个联盟，随着凯撒在高卢的利益越来越多地把传统贵族阶层排除在外后，为了争夺传统的政治利益优势，在多次企图和平地让凯撒放弃军事权；也就是由传统政治贵族单方面裁决凯撒所代表的平民阶层的利益；在这一尝试失败后，以庞培为代表的贵族“共和派”，选择了内战。笔者认为，挑起内战的，是庞培贵族共和派，而不是凯撒一方的平民党。结果，贵族派失败了；对贵族传统政治经济特权的压制，促成凯撒拥有了君权的之后，最终促使奥古斯都，成为事实上的罗马皇帝。而凯撒在成功压制了贵族共和派后，作为巩固政权的最根本手段，就是失败的格拉古兄弟的主张：保证罗马公民拥有的份地；从而在皇帝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坚守的拥护皇帝本人的政治和军事的社会阶层。

如此看来，罗马共和国向帝国制度的转变，从围绕着《黄宗羲定律》作用机制的博羿过程来看，在当时，是唯一可以压制传统贵族利益者的方法。凯撒的“专治”，实际上是以道德君权的方式，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保民官。凯撒自已，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死于他的情人的儿子，传说是他的儿子的布鲁图斯之手。平民的利益，在民主的体系里，必须依靠君权去维系。这是罗马共和国向帝国历史演变过程，留给我们的一个问号。

凯撒是不是未及身败名裂时的王莽，是历史无法验证的假设。但是以凯撒有生之年，以及凯撒在遗嘱中把财产全部分给罗马的平民看，凯撒确实是在他的一生中，为他的平民利益的民主事业而奋斗。奥古斯都，哈德良，图拉真……，都很好的贯彻了凯撒作为“至高无上的保民官”的政治设想。他们共同塑造了古代罗马空前的繁荣。正如本文初，笔者认为，罗马的文明和经济发展程度，超过了中国所有的历史帝国。但是，如果遇上的是暴君，或者，是后期军阀式的罗马皇帝时，保民官压制传统贵族的作用消失后，罗马社会怎么办？

笔者此处只是提一个模糊的想法：罗马帝国接受天主教，相当于中国宋明清社会建立的文官制度；罗马教庭一方面独立于世俗政权，另一方面，长期通过类似十一税的教会税收，同时接近无条件地接受穷困僚倒的平民服务教会，起到了类似宋朝佣兵减贼的社会用用。随着尖底船、四轮车、干草和食物香料处理技术的发明、使用，欧洲寒冷大陆得以被开发。在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开发期间，天主教道德观维系的领主采邑、仆从（serv，仆人，或农奴），可以比单纯役使奴隶获得更高的生产价值，成为新的生产关系。（并不仅仅是马克思说的原因）。

而在地中海商业城邦，象威尼斯，热那亚，托斯卡纳，突尼斯，拜占庭（是城市，不是帝国），则由于依赖于商业贸易的物流服务，奴隶此时唯一的用途，就是作为船只的奖手；否则就卖给北方欧洲国家作为农奴，可以被作为罗马时期的奴隶，得到更高的利润。因此，这些社会保留了罗马时期的工商贵族和平民阶层的争夺，直到欧洲文明的重心，从拜占庭和威尼斯，慢慢转移到皇权专治的西班牙，和，第一个民权共和国——荷兰。

欧洲用这个办法，摆脱了全局范围内的黄宗羲定律的作用，也摆脱了一统天下的皇权帝制的长期政治上不稳定性。其间有一些条件，象便利的物流条件，新开发的大陆纵深，较少的游牧民族骚扰，是中国社会不具备的。大概，就是中国社会和罗马走向两条不同的社会演化道路的原因。

罗马共和国社会里的民主和暴民政治的血腥进程二

马略主政罗马的短短几个月在着明显的左倾倾向，是罗马空前血腥的政治史。马略的暴民政治倾向，对社会生产的负面作用，导致了精英贵族和骑士阶层以及大多数罗马市民，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他的敌人苏拉。马略早就苏拉返回罗马前就死去了；非常幸运！如果他活到苏拉回来，一世英名会因为被刀剑杀死而失尽。

继任者秦纳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秦纳一方面弥补了马略的一些政治过失，停止了政治上的“红色恐怖”，用现在的话来说，对许多受到文革冲击的老公民平反。不过没收的钱是没得还的。同时，“虚形于外，实侵于内”，利用罗马人爱国传统的道德陷阱，虚构本都的威胁，也成了强化马略秦纳政权的手段。因此，秦纳派了一支象征性的军队远征本都。从而，出现了两支敌对的罗马军队，同时在本都与同一个敌人进行战争的奇怪现象。————如果明白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就一点不奇怪了。秦纳深知马略的暴民政治倾向已经令他们在罗马失去了支持，唯一的希望以把战争引向海外，在政治上令苏拉处于“叛国”的被动处境。这是秦纳继承马略政权的唯一的胜利机会。但是，秦纳失败了，马略政权对社会生产不利的缺点可能影响了秦纳的战略实施，秦纳本人在出征前夕，被因欠饷哗变的军团士兵杀死。

当苏拉从本都前线返回罗马时，马略和他的继任人秦纳都死了；缺乏罗马社会支持的马略暴民政治政权，被苏拉轻而易举地推翻了。由于马略政权的暴民性质，苏拉对于从罗马市民阶层招募的士兵极端不信任，因此释放一万名奴隶授予公民权，作为自已的近卫军。苏拉对罗马平民党的报复远远超出了平民党中的暴民党的范围；甚至包括了倾向于平民党的本部元老和下层骑士。苏拉在罗马实施的是白色恐怖，规模超出了马略的红色恐怖。但是，由于苏拉的报复是以报复暴民党的名义，集中在平民党的身上，所以，以为苏拉“失道寡助”，那是自作多情。苏拉的政治基础牢固得很呢！这也是苏拉退隐的真正原因。苏拉的政治基础是传统的贵族，与凯撒完全相反！苏拉既不滥杀，也不是不懂政治。

用中国20世纪历史对照罗马共和国历史，马略类似毛氏泽东；苏拉类似于更狠的蒋介石；而秦纳，是一个不成功的邓小平。因为他的对手，苏拉，比蒋介石狠得多的一个角色。那么凯撒类似谁呢？在20－21世纪的中国，笔者找不到类似的人。但是却找到了另一个人，卡特林那，他的主张，几乎百分百地与乌有之乡张大师宏良，或者徐将军天亮相似。

卡无疑是爱国的，卡的理想，就是斯巴达这样的军事寡民国家。而事实上，毛氏泽东、斯大林、金将军正日，还有张先生宏良和他的乌有之乡的崇高理想，也正是斯巴达这样的军事寡民国家。这是他们眼中的“强国强兵”。笔者在《雅典帝国和斯巴达》一文中介绍了斯巴达的下场，在整个希腊社会中是最不为人称道的一个。就算斯巴达一统四海，那么，中国的秦朝，也就是这类军国主义法西斯国家的下场，————一个国家不可能是为了毁灭的存在，这就是价值守恒定律。

简单说，卡特林那，是一个极左的鼓吹暴民运动的鼓动家；是苏拉报复中的幸存者，马略事业的继承人。卡特林那主张罗马财产国家化，限制私人财产在很少的规模，超出的部分全部归属罗马国家，然后经罗马国家向所有公民提供社会生活保障。这套主张吸引人吧！什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伟大发明，在西方他迟于卡特林那两千年，在东方，早就老马出生前两千年，就在中国汉武帝进行了第一次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国有资产的建设了！卡特林那或者没有象马略那么血腥的倾向，但是就政治立场来说，走得比马略还要远得多。已经赶上了21世纪的许多社会主义大国了。

经过马略文革和苏拉报复的罗马，对于罗马乌有之邦的卡特林那来说，实在不是什么理想的政治环境。用今天的话来说，当时的罗马社会是真正的偏右了。卡特林那的社会主义理想，让西塞罗几句演说就打破了。牢记着马略红色恐怖教训的元老院让卡特林那应诉，卡特林那逃出了罗马。支持暴民政治的，居然只有少数的若干人！卡特林那成为罗马的敌人。在罗马政府军的追击下，带领他不多的追随者返身迎战。在一场完全没有胜利希望的作战中，全部战死，结束了他们的共产主义奋斗历史。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卡特林那的阴谋”。

罗马共和国社会中黄宗羲定律和左右派一

罗马共和国是一个近似工业革命时期的发达的工商事社会。笔者认为，这个社会的发达程度，超出了荷兰和英国民主社会革命（含工业革命）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包括中国的汉唐宋帝国。把汉帝国与同时期的罗马并列，是过分地抬高了自已。剔除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因素，一定程度上，笔者甚至认为罗马共和国社会，比“新毛中国”还要先进！（估计很多人感情又会受不了）；而与21世纪初的后邓中国非常类似。研究罗马的这一段历史，对于提示中国会走向何方，比中国自已的2000年历史的提示意义，还要大得多。

罗马共和国自布匿战争后，贫富分化；传统贵族和骑士阶层，成了罗马社会发展的最大的受益者。同时，也对新生的市民工商层发展空间的压制。格拉格兄弟的改革本质，是希望传统贵族和骑士阶层（即既得利益者），作出部分的利益让步，向罗马平民提供“社会保障”。简言之，就是削弱罗马共和国内的《黄宗羲定律》的作用。在当时，表现在罗马城的粮食救济；职业军队（在罗马是一种生产形式），以及对平民分配的分地。但是格拉古失败了，两兄弟都死于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反扑；表明罗马社会既得利益的贵族集团还缺乏理性，没有皇帝专治的“民主社会”的元老院的党内民主，就以抑制《黄宗羲定律》作用而言，并不比明朝文官集团的廷议更好。

格拉古兄弟的改革，较之中国古代的几次所谓的改革，象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桑弘羊新政等等；前者是让国家逼使富裕者向平民利益让步，而中国国产的后者，则清一色是依托皇权对平民的掠夺。根本不可等量观之。罗马经波利提乌斯法案取消了债务奴隶，以及格拉古兄弟针对《黄宗羲定律》作用的改革企图，是古代社会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针对平民利益”的改革。或者，这是罗马成为地中海政治统一的政治（其实是经济）原因。

格拉古改革的失败，严重恶化了罗马的政治环境。和平改良的希望破灭了！罗马社会只能走向高度血腥的“革命”，直到内战结束为止，罗马损失的人口，超出了所有外敌给罗马造成的损失的总和的十倍！首先走上历史舞台的，就是马略的红色暴政。

称马略是红色左派，有点勉强。因为马略自已也象毛氏泽东，周氏恩来等毛帝国头头一样，从阶级成分说，那是右派的贵族。但是，从他们政治力量的支持阶层来说，则是由于对格拉古改革失败而失望以致绝望的暴民政治基础；同时，他们在掌权后，也继续纵容了这种暴民政治倾向。因此，笔者称马略为红色暴政。

现在我们可以使用人权断言划分左右派。但是两千多年前的罗马共和国时期，还没有人权宣言这玩意。所以使用《人权断言严格区分左右派》是不行的。但是既然罗马共和国已经废除了公民层次的债务奴隶，设置了保民官；都是非常先进的社会制度改革，比中国领先几千年以上；反正中国今天仍是NOT YET!  所以可以认为罗马共和国在公民层次上，已经承认了某种类似“人权”的概念。

以此为据类似区分，还饶有趣味。象苏拉、庞培和克拉苏都是大利益寡头集团的右派了，因为他们尽管是贵族、骑士、大工商者的利益代言人，对于保民官和平民利益，还是很尊重的。为平民退役士兵分得分田；一直是苏拉的政治支持力量。这一派别致力于保障大利益寡头的发言权，（目的是保护其既得私有财产），利益表述集中在维持元老院的发言权；因此被称为共和派。西塞罗是他们当中的理论家和演说家、政治组织者。

凯撒则是一般性平民利益者的代言人；同时，凯撒又倾向于把新的专营权授予新兴工商业者，以换取他们的支持。因此，凯撒属于右派改良者。凯撒与他的姑父马略，秦纳，还有卡特林那，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元老院世袭贵族发言权以外的平民利益，因此，他们的政治倾向是弱化元老院的政治分量。被称为民主派。

与凯撒相比，马略和卡特林那，尽管政治利益立场与凯撒相似，但是两人都以极端的方式，致力于对罗马政治结构和版图作革命级别的修改；两个人都具有明显的暴民政治的特点。如果他们是民主派的平民党的话，那么，除凯撒外，至少马略和卡特林那，是平民党中的暴民派。马略由于仍然对公民财产权以尊重，因此，还不算是左派。但是他的暴民政治倾向已经相当明显，倾向于依靠流氓无产者的支持，马略在苏拉离开罗马后政变成功；随即对罗马贵族政治精英层血洗！由于暴民政治无法成为社会的生产者，缺乏物质支持的马略政治，从一开始就注定是短命的。

为什么美国不需要奴隶制，罗马离不开奴隶制

为什么罗马没有演变成“美式民主”？这个问题实际上远比表面文字深刻，笔者并没有很确定的答案。换一个问的方式，读就知道要达成逻辑上的一致有多难。这个问题等同于：为什么美式民主会排斥奴隶制？如果经济是决定政治制度的，那么只要奴隶制能够为一部分阶层带来更有利的利益，奴隶制就一定会要不同的方式复活。而实际上美国欧洲社会确实排斥奴隶制。同时，罗马帝国，历史证明是则离不开奴隶制。这个问题很可能对中国社会有参考价值，因为，今天中国社会的三个呆表政治，从某种角度看，可以视为国家奴隶制。（请不要激动）。

笔者估计原因有可能和工业革命前后的社会产品供应条件的颠覆有决定性的关系。对此，笔者有超过90%的把握。简单说，工业革命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请迷恋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主义者不要激动，非要争这个第一！为什么呢？因为，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的生产供应基本上是“供不应求”，是生产不足的危机。今天中国指导毛氏泽东光怪陆离的所谓天才，以及辱骂茅于轼取消耕地红线，而无视森林植被破坏的红线荡然无存，也是因为这种生产不足的历史。

但是，在工业革命后，在工业社会内部，就形成了生产过剩的市场。尽管工业社会的人口和物资消费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但是只要保持市场经济，工业生产的供应就一直能跟上需求，并始终过剩。同时对环境的保护程度，远远超过工业革命前的原始开发状态。这是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在生产过剩的社会里，占有生产资料不再是获得财富的手段，能够利用更多的人力才是真正的财富表现。这样，人权劳动的经济价值，就成了最有价值的交换对象。这样就令到取消部分社会成员的人权保持奴隶制，不符合任何社会阶层的利益。

在笔者《人权经济模型》里，会进一步讨论，人权本身，是可以作为社会价值的衡量单位的。“不患贫而患不均”，实际的经济含义，不是用财富来衡量社会，而是用所占有的“人权数量”的多少，作为评价自已价值多少的参考。简单说，把人当成货币，去理解它。由于罗马社会尽管制度上已经非常先进，但是在整个社会生产上，还没有达到生产过剩的工业化条件，因此，罗马就离不开奴隶制。事实上，今天人类社会，只要生产仍然没有达到生产过剩的工业化条件的，象某大国，一定程度上，也是离不开奴隶制。

"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成为过剩的经济体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客观事实。马克思踏在理解这个事实的门槛上，第一次隐约提出了可能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的大萧条；只是隐约，对大萧条的“预测”，实际上是后人门徒在1929年后替死去几十年的老马“预测”的。但是马克思可能出于人类自相残杀学的需要，把“生产过剩的危机”，理解成资本主义的垂死；也就是工业化社会的垂死。期望以君权行政淘汰的方式（计划经济），取代市场自然淘汰的发生，抵销工业化社会的“生产过剩的危机”。显然是大错特错，完全变成了邪教。

在生产不足时，为生产而组织的“计划经济”是合理的。这是军事共产主义在战争状态下的存在价值。但是，在生产过剩的经济条件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消费。计划经济就意味着“计划消费”，晕了！如果计划消费额偏低，那么生产就会过剩；看今天国有垄断企业的积压，还有出口导向。反之，如果计划消费额偏高，就会……放开肚皮……毛氏泽东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也许不是故意的；但是，就结果而言，有区别吗？要不要试第二次，证明老毛饿死几千万人不是故意的？

"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成为过剩的经济体系"，去理解毛氏泽东的自力更生；不就是假定生产是不足的，国际贸易是不畅的应对措施吗？反之，如果生产是过剩的，国际贸易是畅通的，茅于轼的取消红线不危害粮食安全，不就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吗？国际贸易是畅通的，主要是中国制度的选择，而不取决于由中国制造的列强的敌意。不妨回头看看，就算是毛氏泽东时侯鼓吹的列强封锁，禁运；有多少是毛氏泽东民族主义倾向的选择，有多少是欧美国家的反应？看不清毛氏泽东政权，就对照一下金将军正日的王国今天是不是中国在禁运朝鲜？是不是开窍了？

道理也很简单，"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成为过剩的经济体系"，欧美生产者的生存，也是要赚钱的。人家对自已的制度优势非常自信，时间是欧美的盟友。苏联的崩溃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又何必有钱不赚呢？今天中国已经“赚了美国无数的美元”，美国有没有一分半点阻止中国成为自愿的殖民地？美国对中国禁运了吗？封锁了吗？是不是开窍了？

"工业革命后社会生产成为过剩的经济体系"，这个解答是接近完美的，唯一的缺陷是，“工业革命”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罗马没有出现工业革命，形成“生产过剩的经济社会”？笔者只是隐约知道答案，以后再谈。

汉朝大历史

《西汉王莽朝的经济危机》里的几位纠错博友没有看错，“桑弘羊不是汉武帝杀的”，不过，本博也没有说是汉武帝杀的啊！这事说出来挺久远的，笔者在《从《盐铁论》谈起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原罪感》，《中国古代盐税经验在A股和房地产市场上的成功运用》说过这件事。这里聊一聊，西汉，是我国第一个平民当上皇帝，开国时以自耕农为主的皇朝。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原因有两个，第一，从前控制着中原社会的贵族豪强，先给秦始皇反右干掉一批，又让六国起义项羽加刘邦宰了一批，西汉也就成了自耕农为主社会。第二，西汉政治思想来源于齐楚，以黄老学说，也就是道家的精神始祖，崇尚无为而治，“在上的清静无为，在下的自然安定”。笔者的“大道无为”，很大程度出自于此。事实上，后世强化中央集权的２０００年历史，的确说明，“有权才能腐败，有权才能卖国，有权才能寻租”，在上的清静无为，就算有贪官也无处可贪。

尽管大文学家司马迁先生的革命党史通讯文学集，学名叫《史记》的，把刘老主席刘老三叫阿邦的，说得颇为不堪，其实阿邦这人还是挺不错的。老主席严守了清静无为的政治宗诣，不失平民本色；《与民约法三章》，开了中国古代民主的先河；珍惜民力，建未央宫不是他的命令（据说！）；三十税一的轻税，比起秦始皇“国人半税，军功抵免”来，（国人指秦人同胞，六国贱民收多少税再说啦），简直就是上帝下凡；难怪关中父老只怕阿邦不肯留在关中做老大。阿邦任人用贤，也就杀了几个异姓王，为的，也正是把残存的贵族豪强，外加怀有崇高远大理想的YY豪强韩信等连带杀了，笔者觉得不是他的本意。嫁冒牌公主给冒（牌）的单于，对汉朝老百姓是好事。多少丢了面子的，也就是阿邦自已。

无论那一方面，刘邦比起１６００年后的朱重八，另一个自耕农皇朝开国老大，要好得多了。那位朱老大，把富户商人全部共了产，好端端的商品经济社会全破坏了，还傻呼呼地冲着国库银子笑：“国富强如此，朕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这个白痴！一些汉皇粉说破坏唐宋以降中国发达的商品经济的是元朝蒙古，那是怪错了人。蒙古是几乎杀光了金朝治下的汉人，不过金朝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对南宋，蒙古采用的是重商主义。经济角度上看，破坏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是历史罪人朱重八！就中华汉族的缔造史来说，刘邦的历史地位，笔者认为远高于他的前任赢政委员长，也高于他的曾孙子刘彻。

不过汉朝也不是商品经济。汉朝三主席刘恒，学名汉文帝的，是笔者最喜欢的皇帝。刘恒和他的儿子，笔者不太喜欢，也不太厌恶的景帝，一同缔造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可说是如假包换。但是，恰恰是在盛世刻薄的描述下，用现代经济学眼光，就已经蕴藏着深重的危机：旧粮堆陈，铁钱散串。两者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商品交换非常不发达，通货膨胀压力非常巨大”。作为继承“急农以兼天下”的秦的汉朝，同样是一个屯积备荒的王朝，根据《价值守恒定律：什么是生产的价值》，交换才是价值；屯积而不交换，是使用未来灾荒的自产自用，作为交换价值的依据。用于贸易交换的话，可以大大提供粮食的安全度。前者，是用“余额”作为安全度，后者贸易促进生产，是用“余力”作为安全度。保证留有余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市场的调节。这是贸易为纲的资本主义胜于最佳的生产为纲的封建社会，或者社会主义社会的原因。

汉初的生产是不发达的。这可以从秦汉初期国营农场的产能和对财政的重要程度看出来。仅仅依靠都江堰和郑国渠四百万亩灌溉，年打六石四斗粮食的国营农场，关中就已经税赋半天下！汉武帝时，白公进一步开了白公渠，也只是灌溉了７０万亩农田，生产的余额，就已经足够汉朝的财政平衡。对比当时罗马帝国，平均每天通过船运，向罗马城运送的谷物就多达８０００吨，两个东西方帝国的发达程度，不在一个级数。与罗马相比的中国朝代，应是唐，或者宋。

所以，汉朝的通货，其实是粮食，而不是铁钱！易陈腐的粮食才是硬通货，作为贸易手段，赋税中介，给官员的工资，给军队的军饷……；而铁钱，则相当于国库券！相对于铁钱开始大量生产，急速通货膨胀的汉初，粮食作为通货似乎购买力更为稳定一点。如果汉初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那么，不易造成通货膨胀的金银就是天生的货币。中国社会缺黄金，银的数量也不多。在战国时，商品贸易非常发达，国际通用的货币是铜，（称金）。各国自行发行的刀币等，则相当于向国民征税支付的凭证，可自行流通，和今天美国无记名国债的作用差不多。汉朝使用金作为国库屯积，一直到西汉未年才见于史策：王莽守着６０万斤黄金（应该是黄铜）说天理在他这边。这时出现了黄金或者黄铜的国库储蓄，可能和丝绸之路，与罗马的国际贸易有关系。经过近两百年的贸易，汉朝社会开始认识到，黄金有着更稳定的购买力。

不过，汉初储存的是铁钱

大历史观

笔者对历史学，归纳到了《历史，你的名字叫故事》，《现代历史学观，和现代历史学家》两篇文章中。这两篇文章的观点可以进一步归结为：“历史不是科学，而《以市场为观察标测的经济学》是科学”。历史如果是科学，一定需要有一把客观的标尺，请问，在那里？中国的国产历史学家，象毛佩琦，郭沫若，阎崇年等人，甚至包括吴晗等大家，他们的标尺是什么？是原始记录！但是，原始记录就一定对的吗？清满档动不动就是杀几万几万的明军，加起来，明朝人口早就杀光了；毛文龙的战报（东江塘记）更是把地球人都杀了个遍，对吗？显然，所谓的原始记录，只是一个幻象，不能作为历史“科学性”的依据。除非找到这样的客观的，不依据人的喜恶而存在的依据，否则，《历史，你的名字只能叫故事》。无非是通俗的故事，还是故意说得不让别人懂的故事，或者，故意让人不懂，以便作为道德皇教的教材，驯化动物园里的人科动物。

主要在西方从事研究的《现代历史学家》，尽管很多不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但是，他们对中国历史的把握，即使是他们的学生，也超过中国所有“历史学家”加起来的总和。不是中国专家学者特别蠢，而是中国出产的都是“文学家”，无论多少加起来，在科学上的发言权，都比不上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研究生！笔者对中国历史的再掌握，正是依循这样的路子，从可考证的技术性依据、材料，再回溯到二十四史等官史野史的简繁体文言文，重新组织出那段历史的轮廓。所以，有人说“看文言文”才是懂史，笔者一笑了之。在笔者眼里，那是史盲的标志，掉书包式的“辩论”，以求压倒对方，笔者称为《中国式诡辩》，并写了《大学无书，远离中国式诡辩》。

真理不需要《中国式诡辩》！真理需要客观可证的实测依据。所以，当历史找到这样的标尺时，历史，就成为科学！

第一种标尺，是考古实证。商朝一度是悬史，但考出了殷墟，也就成了科学的历史；郑和宝船厂考来考去，只是几百吨的平底船坞，今天南京冒出了钢筋水泥的“郑和船厂”旅游点，不知再过几百年，会不会被当成“郑和宝船是万吨铁甲舰”的实证了。利用现代自然科学，象气象、地理、农业等回溯过去，再对照史策，所得到的历史重现，已经成了现代考古界重要的研究手段。不过，当历史以考古为证时，该学科的学者叫考古学家，不叫历史学家了；而且，很有点看不起“历史学家”。


第二种标尺是实仿，就是根据当时的记载，重新复核出当时的实物、成果，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照。这种办法目前在海外使用得越来越多，其结果尽管不及考古实证，却比单纯的“记史”更为权威。中国郑和船厂式的实仿也属此类，不过，正如中国的GDP喜欢造假一样，咱们的历史同胞们，为了让古中国更加高大伟岸，总是加进去了许多现代化的元素，让人哭笑不得。


第三种，是借用现代社会类科学，象经济学原理，以及古代有关赋税的记录，使用科学的以市场为唯一依据经济学，按市场交换规律、进化论一定作用于古代历史的方法去复核出最接近于事实的，经济学演变过程符合当代的经济学原理。这方面，英国麦迪逊，和华人黄仁宇，都是其中的宗师。从这个角度上看，笔者认为，黄仁宇，可能是中国当代唯一的真正的历史学家；古代学者里，黄宗羲，可以算一个吧？其他的？还是让他们去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好了。


用科学可考的历史观再看历史，少了许多“看中国足球比赛”式的无名紧张，中国的光荣，西方的光荣，与笔者已经毫无相干。关注的，是其中可考、逻辑可证的历史规律。不知是不是因为由此抛开了情绪的干扰，笔者自认为读史已经做到了《大学无书》，对历史客观真实的认识，不是一般沉迷历史典籍的国产学究可比。


言及于此，想起了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很符合笔者的理解方式，但是等了若干年，只等来一部《赫逊河泮》。有点失望！又忆及黄先生也是仙人西去，谁能接上大历史观，惠悦及余？怕是没有了！笔者无力搞出通史式的大历史观历史重现，却有打算，有空时，以此作为一个系列，把中国文化历史故事中一些显见不实的历史事件，重塑一下，供读者茶余笑谈一二。


下文先接上前文《西汉王莽朝的经济危机》的话题；并尽快回到《人权经济学》的未完话题。

社会危级等级

本文本应是《辩证的人权经济学》中的接近结论性的文章。不过，考虑到周期太长，目前正处危机之中，为便于博友识别目前各方舆论，是否有利于本身阶层的利益，笔者把这一篇提到最前面。“辩证的人权经济学”中的辩证，指的是“一分为二”，也即，任何选择，有其好处，也就必有其坏处。每一个人的活动，只是不断地作出选择，保留好处，转移坏处；卖出长板，补拙短板。维持本身最大限度的利益保留。这种选择，经由不同个体间的自主交换，总是用他人的长板，换入自已的短处，从而大家一起受益，共同保留了各自最大限度的利益保留。举个例子说，农夫多的是粮食，缺少日用品；卖出粮食，换入日用品，这样，农夫和日用品生产商，都得到了自已最大的价值。

正是因为任何选择都是有好有坏，所以如果一种东西宣传得太完美，就一定是错的。用广东人的一句话来说，“有那么大的蛤蟆满街跳？”。我们今天总是听说不同的专家，一会儿说通胀不好，一会儿说通缩不好，一会儿说人民币贬值不好，一会儿说滞胀最糟。又有张五常之流的内外专家，吹捧管理层“最出色的经济专家”，宏观调控效果非凡，等等，似乎，真的应该让这些天赋王权的精英永远骑在人民的头上。因为，他们在宣传中总是那么优秀！那么没有错误！就连毛氏泽东饿死了几千万中国人，也是“美苏”封锁中国，是风调雨顺造成的自然灾害！

事实真是这样吗？笔者有一种看法，所谓的“化险为夷”，无非是一种正反交换，以大危机的风险，换取了小危机的安宁，那管它日后洪水滔天！Frank H.Knight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建立了将经营中的风险定量化，从而在风险经营中得到确定性的利润，而回避不确定性带来的利益损失。因应这种理论，出现了今天我们熟知的一种行业，中国人称之为忽悠的一种行业，称为保险。中国人称之为忽悠，就如目前很多投资专家受困于汉语定义不清之困，是因为把“风险”和“不确定性”混为一谈。

风险是可以确定发生机率的随机性成本。（确定和随机的冲突，会让不少文科学生抓狂）。这样，当遇上一次确定损失的危机时，就有可能通过把危机升级，在更大的危机风险中，希望通过随机性偶然的“不发生”，抵销掉当前出现的危机损失，以此，回避《辩证的人权经济学》中的淘汰发生。这就是今天的政府干预，和所谓的经济调控，以及，所谓的计划经济的技术性含义。但是，风险是会累积的，危机也是一定会发生的。只不过，被交换到更大范围，以更严重的方式发生。

这很象开放澳门赌博游后，一些珠三角小富“发现”了到澳门每天必赚的窍门：搏大小！方法很简单，每天到澳门赌大赌小，（也就是５０％输赢的抛硬币），赢了，就离开，输出，就加倍！他们的理由是，“连续输５０％的机率很小”，所以肯定能够在翻倍中获利离场；————偏偏，５０％的连续出现负面的机率一点都不小。这些聪明的赌徒到澳门天天出工资，赌场赚得盘满钵满，这些赌徒总是输得精光离场。这种工作，也就销声匿迹，没有用于扩大再就业了。

笔者原则上反对对市场的干预，更不要说用权力去掠夺市场。就是因为，即使是廉洁的干预，也难以确定，被交换出去的负面，是不是落在更大的损失上，或者，会引起更大的危机。经济危机，无法是淘汰一些多余的落后的生产力而已，又不是供应不足！只要政府不作干预，多余的生产力被淘汰后，供给自然就平衡；自然淘汰后留下来的，就是“消耗最少的社会资源生产同样社会产品”的最优秀的生产力。这是保护整个社会不会被拖累，直到灭亡的“安全水密仓”。所谓的宏观调控，干预市场，只不过是取消了这一水密仓。看上去积水位下降了，但是，船却离沉没，更进了一步。

我们把经济危机的等级分次列出来，那么，这种交换的利弊，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地震有震级，经济危机，同样可以列出危机的震级。

首先，看看“健康理想”的经济状态，会是怎么样的。笔者认为，健康的经济状态，货币作为一种购买力信用，基购买力，是稳定的，坚挺的。换言之，通货膨胀应该是——零！在通货膨胀率为零的情况下，社会就业充分，或总的消费，就业水平持续上升。由于这是净增长，所以增长率不会太快，２％－５％之间为正常。我们可以举出三个时期，1870-1910年的欧洲经济；一个是1955-1990年的西德；另一个是1990-2005年的美国，都是这样的健康增长的个体。日本历史上增长虽然快，但是通货膨胀率很高，所以，是亚健康状态。考虑到美国的健康增长，得益于中国的卖血经济，所以，笔者认为最佳的增长方式，是德国在三十多年里的稳步成长。

要长期维持这样的理想增长，很难！人类有主动压缩消费，增加生产，从而增加屯积，应备灾害的本能。“资本”，是用于生产的社会资源；如果是用于消费的，就不叫资本了。“资本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勒紧肚皮搞生产”的以生产为纲的主义。资本主义的极端版本，就是强制全社会挨饿，只为搞传统性生产的“社会主义”。为了抵销这种“生产为纲”的本能，就出现了“凯恩斯主义”，通过增发货币，向社会收取“储蓄税”，以强制增加社会需求。

罗斯福采纳的凯恩斯主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弥补公开开支上的短板，即所谓的公共建设。传奇色彩的洲际高速公路（杜鲁门），和科罗拉多大水库，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其二，是投入国民社会保障。今天经济教科书里所说的“公共建设”的乘数效应，很多就是从罗斯福新政时抄下来的数字。那是美国建国近两百年后欠下的短板，所带来的乘数效应。而当中国今天已经过分投资时，早就已经不是4-5的乘数，而是0.5-0.8的折扣数字。那四万亿，投到社会保障，才真正具有大的乘数效应。

基本社会保障对应通货膨胀，是强制消费的储蓄税；但是，如果没有了社会保障，象中国今天这样，就不再是强制消费，而是相反的作用，“强制储蓄”。人类，毕竟有备荒度年的本能。而通货膨胀，就等于在强制储蓄的同时，再强行剥夺储蓄的权益，————这是运用国家权力的抢劫！强制性财产转移！那么中国的强制性财产转移，又转移到什么地方呢？只需要看看通货膨胀是从何而来即可，————低估人民币汇率买美元；————换言之，转移到美国去了！这就是美国能够在1990-2005年经济非常健康的原因。有中国这么大的自愿的殖民地，美国想不健康也很难！张维迎指出了这个过程，要埋葬凯恩斯主义，被比我们都更加爱国的极左汉奸们，代表了中国人民的人权，对张维迎口诛笔伐！

尽管通货膨胀本身不是危机，但是，它是社会经济亚健康状态的表现。它相当于人类营养过剩的高血糖，对糖（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益下降；即，社会效益下降，该淘汰的不能淘汰。通货膨胀的存在，说明社会生产的效益不足，或在企业，或者在银行，或者在政府，或者都是；存在着常年积累的赤字，依靠增发货币，即，强制性向储蓄者无偿借贷来填补。日积月累，就会爆发各种等级的经济危机。在人类社会，就是糖尿病的综合症，病人除可能死于综合症，更经常地，会因偶然性的低血糖，这就是经济危机的开始。严重的危机，会导致病人低血糖休克死亡。

民主宪政，跳出历史的死循环

可见，在共和宪政出现以前，世界各地的社会形态，基本上就是在暴民政治、官僚政治（或非世袭包税人采邑制两种），皇权专治制度，地方威权采邑，国际社会形态这样几种形式之间死循环。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都是在这一死循环中的故事。这一死循环，也就是被社会学文人避而不谈，却真实存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作用过程。

要跳出死循环，避免文明社会在循环中走向衰亡，唯一的办法就是使用人权断言，“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自由权力，神圣不可侵犯”，而不是“采邑贵族的利益不可侵犯”，更不是“皇权国有资产的利益不可侵犯，从自然人的最基本单位开始保证黄宗羲定律不会以任何方式成为权力压榨自然人利益的手段。正是通过人权断言，所谓万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变成了万善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温和的破产、社会保障方式，代替了征伐杀戮的“达尔文淘汰”，不就是人类社会的进步吗？

当世袭地方威权采邑的领主权，从父死子继的贵族手中，转移到地方自治的公众民主政治体手中后；皇权如果不是接受君主立宪制度，就将被淘汰，通过共和宪法，成为共和宪政的民主社会。20世纪初的中国，没有从不太差的地方威权社会升级为共和社会，缺的就是符合人权价值观的宪法，缺的就是各个地方威权没有人权自治基础的支持。这样，孙中山所谓多党制的统一全国设想，也就必然地，以内战而告终，形成另一个皇权专治式的新皇朝。中国历史，仍然没有跳出死循环。

基于人权断言，和人权单位对自治社区的逐级授权的民主制度，它的稳定性因于其对基层民众利益的最大限度体现。换言之，这样的社会的政治政策，无论对错，总是有着最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因而是最稳定的社会。有多篇文章述及，这里，不再重复。

事实上，这也就从理论上论证了，为什么《人类社会进化的结局，最大概率可能是走向停滞，走向衰亡》，唯一的逃生出口，就是人权断言的普世价值观的确立，“人权单位，及其拥有的财产拥有，自主交换的自由权力，神圣不可侵犯”。

缺乏政治稳定持续性的地方威权采邑

世袭地方威权采邑体系，在今天的洗脑教材中，被妖魔化为“军阀混战的乱世”。其形而上学，那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情况下，是将皇权专治社会的结果，即最终不可避免的全局性暴民运动，套在了世袭地方威权体系的头上；典型如三国。统计中国历史的世袭地方采邑威权时代象中唐，其间的军事冲突，无论是战争的规模，延续的时间，死亡的人数，对经济社会的打击，都远远小于皇权专治崩溃时侯的水平。甚至小于皇权集权时代对外扩张的时期。后者，在隋朝，伤亡之惨重，甚至直接造成了皇朝的崩溃。

可见，比世袭性地方威权采邑社会稳定性差的，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不是人间地狱，皇权牵制下的地方威权社会体系，更加不可能是人间地狱。如果不是为一家一姓，一圣一党的皇权专治制度的政治利益集团，大可不必无条件认同对自治型地方威权政治体系的妖魔化。所谓“中央集权、统一就是进步；地方自治利益就是军阀混战”的历史宣传，完全服务于皇权专治的中央政治利益集团。

世袭性的地方威权采邑体系，稳定性明显优于中央集权的皇权专治体系。原因在于，世袭的领

主，较皇权中央，及专治制度下的异地为官的官僚制度，以及非世袭性的地方采邑相比，更为关心领地内“可持续的实力发展”；更不关心皇权帝国对外扩张的利益。

因此，世袭的地方威权采邑的帝国社会形态，一个特点，就是帝国中央热衷于对外战争，其实质是调用采邑领主的实力为中央集团谋利益，“虚形于外实侵于内”的是主要的政治手段。春秋时期的口号，就是“攘夷”。而采邑领主本身，对于中央主导的对外扩张战争不感兴趣，相反，采邑自已，倒是热衷于扩张，扩张自已的利益。

由于有采邑领主阶层的“作梗”，皇权中央通过黄宗羲定律压榨社会利益，远没有皇权专治体系来得高效。而缺乏领主实质支持的中央主导的扩张，如果失败，会很快衰竭，令皇权中央与地方威权领主的实力归于平衡。典型如东汉，东晋，包括莫卧儿帝国在内的印度历史几大皇朝，奥斯曼帝国……，名单上有一长串。纵容地方威权自由扩张，而又有扩张空间的帝国，则出现快速的不可控的扩张，同时伴随着中央君权的瓦解，典型如春秋的晋国，以及世界上的阿拉伯帝国。 

可见，对于皇权共主的地方威权采邑体系，对外扩张，并不符合中央皇权的利益。相比对外扩张，对内利用皇权优势，从地方威权手中夺权，即“削藩”，更具成本效益比。因此，皇权共主的地方威权采邑，从皇权政治利益的角度看是不稳定的；除非象西周春秋那样落后的社会经济，中央因为交通和可外运产品数量限制，不能从削藩集权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否则，皇权共主的世袭威权采邑社会，就会有两种可能。一是是分裂成国际型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皇权共主因弱势而消失，象晋国，东晋，法兰克帝国，阿拉伯帝国。另一种可能，就是退化成皇权专治制度。为了强调皇权中央的利益，每每不识以内战相加；而罪过，以皇权道德观，又会加在地方威权的身上，称为“搞分裂”。

可见，皇权专治制度特点是社会稳定性高和政治稳定性，在大周期性内都差；而在小周期范围内都挺稳定。有点象中国的股市。（笑笑）。而皇权共主的威权采邑政治形态，则是社会经济稳定性高（不会有大规模的人文灾难性崩溃），但是在皇权压力下，政治稳定性低。欧洲社会能够长时间保持着贵族地方威权，可能和皇权早早消失，天主教庭缺乏可靠的军事力量有关系。

唐朝经历的两种地方威权

唐朝初期，是典型的全权性的“非世袭性地方采邑制度”，与莫卧儿帝国，有相似之处。不明确世袭令地方权力膨胀者跃跃欲试，同时缺乏对这些有野心的地方威权约束。安史之乱，实在是制度上存在明显缺陷的原因。类似安史之乱这样的地方军事威权冲击整个社会政治体系，在唐朝，是迟早会发生的事件。唐朝也就迟早会变成一个更稳定的世袭性的地方威权政治体系。因为，唐中央用于限制地方世袭的军事能力一经削弱，“非世袭性的地方威权体系”，也就自我升级，纷纷世袭了起来。这就是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

即使如此，唐朝偏向地方威权的社会政治，也有效地抑制了少量野心威权，如安禄山发动的内乱。一些学者统计了安史之乱时，安史叛军的数量和装备、训练程度，认为当时的安史叛军实力，明显超过了后来的辽国，以及灭亡北宋的金国的军队。正是这样一支叛军，被有效地限制在中原以北，大部分唐朝领土地，没有被波及，社会经济“安定团结”。不能不说，地方威权固然有令皇权中央眼红头痛的成分，也确实的护国安邦的作用。安史之乱中全国死亡700万，不少！但是比比宋末、明末、清太平天国，动辄死上几千万人，无论是规模还是时间上，都是小儿科了。

同样是唐朝，发生在唐朝的黄巢农民起义，其主要波及的范围，恰恰也是唐朝中央皇权有效行政的范围。尽管黄巢军队一度占领远至广州，但是，包括广州在内的唐朝诸藩镇实力，包括江南社会经济，几乎是完全不受影响。唯独是代表了唐朝最先进生产力的唐中央代表，成了冤大头。相反，各地藩镇少了贡唐中央的赋税，无论是四川还是两广、江浙，那都是罕见的纸醉金迷的好时光。不太富裕的北方地区藩镇，则上演了争夺中央皇权的战争，史称五代十国。其实际影响区域，在中原黄河的两岸。

可见，以唐朝兴亡作为历史的段落是不正确的，看不到其中的变迁关系。至少自安史之乱起，至宋太祖统一南方为止，是一整段地方威权的历史。如果算上辽金夏大理这些边境汉化的威权王国，那么，真正回复到唐初统一的时代，是元朝。在这长达500年的历史中，如同周朝威权时代，都没有发生波及全国的农民起义。水密舱的作用，非常明显。

西周，最成功的采邑封建王国

拥有完整的军事财政权的强大采邑、尽管受到其他地方威权的牵制，在一定条件下，仍然会对皇权中央构成重大的威胁。在这方面，西周是一个“非常先进”的威权制度王国，其先进性，一是因为它的制度，二，是因为它的极早的时期。从周国显示出来的文化领先程度，笔者觉得，从西方加归的周王国，要比中原本土土生的商王国，各个方面都更为先进，更为强大。周灭商，势属必然。

周朝是一个典型的世袭性地方威权采邑。它通过军事殖民式的分封采邑制度，把王国实际控制范围，几乎遍及整个中原地区，远远超出商王国的势力范围。后者的实际势力，只在今天一个省以来。注意，笔者说的是势力范围，而不是领土范围。至于所谓的夏朝，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肯定不可能是遍及九州的大王国，充其量就是地级市，甚至县级市的水平。既小又落后，文明特征也不明显，成为“断代”的意淫史，并不令人惊奇。

周朝分封的特点，是对大的可能威胁到中央的威权采邑，实行二级分封。换言之，象齐国，宋国这样的大诸侯国，分封的并不仅仅是它们的公室，还包括它们的主要实力构成的大臣。象齐的高国，国家；宋的孔家，南宫家等等；（孔圣人就是出自宋的孔家）。再结合周封的同姓宗室，周朝在有效地利用了大诸侯国在地方的稳定威慑的同时，也有效地控制了大诸侯国对王室政治的威胁。一千年后，西汉朝推过推恩令，约略使用了同样的手段。这一次，汉朝成功地消藩了。是否真的有利，另当别论，洗脑教材上说，“是历史的进步”。

西周与东周尽管都是地方威权。不过，西周是真正的奉有共主的地方威权采邑社会。而东周，共主成了象征性的天子，需要把维持“共主”威仪的收税权，外包给霸主承包收税业务。收税的名义是抵抗帝国主义少数民族对大周天下的侵蚀。此即谓“尊王攘夷”。因此，东周社会的诸侯国内，确实是地方威权采邑制度，即公族与大夫家族的关系。而在诸侯国之间，则是一个国际型的社会。

明天其中差别，就可以识别一些东周历史上的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象楚齐晋等大国“灭了数十百小国”，其“灭”，与近现代战争史上的征服是不相同的。更接近的含义是“收服”，“收编”，令本地领主效忠于新的宗主国；或者，委派新的采邑领主。所以这个灭，只是改变了领主的宗主倾向，而没有改变基层威权采邑的本质。

用这个眼光看其他春秋故事，会得出不同的剧情。象“赵氏孤儿”，那是因为赵氏四大夫封地占了晋国一多半！如果晋景公不想提早一百年上演三家分晋，或者赵氏代晋，也就只能杀了赵家。同样，晋悼公起用赵氏杀了屠岸家族，也是因为屠岸家太强了，占了太多的地盘。

“卧薪尝胆”，“氐夷子皮”，家喻户晓。但是放在大夫威权采邑的视角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伍员作为大夫，当然是希望灭了越国，分了它的土地人口；作为吴王夫差，灭了越国，就等于少了对伍员这样强大采邑的牵制！反正灭了越国，也是要分封的，那又为何不留着一个感恩的越国呢？吴国确实在二十年后亡于越国。但是笔者认为，吴国之亡，实亡于夫差好大喜功，北威齐晋，劳民伤财，损人不利已。

西周是一个过于古老的社会，没有足够的历史记载，能够说明西周灭亡的真实原因。可以肯定的是，与地方威权采邑制度没有关系。当西周被犬戎攻破后，周平王不敢征用关东诸侯军事力量，而东迁至安全的洛阳东都，是周朝从威权采邑的共主身份，变成东周国际社会的原因。

其实，周王国大规模的的军事失败很多，周幽王的犬戎事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周戎王就曾经给猃狁攻破京城，混迹于原始部落中逃命，由此得命“在原始人里称王的天子”，即戎王。周昭王南征楚国出现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因为汉水豆腐渣工程 ，运沙船还没有撞上去，就“舟桥倾覆六卒尽丧”。即，周王国的近卫军常备军童子军，连同首都军区卫戍部队，统统掉到汉水里淹死了。只有一个御用司机把周昭王的尸体抢救回京。周史没有进一步的记载。笔者估计，八成是让楚国人打了个全军覆没。

因此，笔者认为西周的衰亡，根本原因既不是军事上的失败；也不是经济上的崩溃（不可考），而是，周平王的怯懦，退出了西部领土的竞争。西周是“人品经济”，不是产品经济，也不是商品经济。人就是全部的财富的代名词。无论镐京如何破败，只要周王在，“人”就会聚拢，诸侯就会提供援助。现在周王跑了，“国人”就不是人了。周王国也就亡了。

最成功的封建采邑的周王国的亡，只是因为王跑了；有点讽刺。

一社会稳定性被低估的封建制度——世袭地方威权采邑

地方威权国家体系，分成非世袭地方威权体系，世袭地方威权采邑，以及地方自治威权三种。非世袭性地方威权体系，在中国最经典的就是隋唐五代的节度使制。而世袭性的地方威权采邑，就是著名的封建制度，以拥有世袭的领主为特征。

地方自治威权，已经是现代民主宪政的开端，与现代民主宪政的差距，是……一部由各个地方威权共约的宪法！相比之下，世袭性的地方威权，是代之以共主式的皇权。皇权共主取代了宪法，就成了地方威权采邑；皇权专治代表了共主，就成了专治制度，或者官僚制度。（两者其实是双胞胎）。事实上，同时缺乏共主、皇权专治、共约宪法的国际社会，可以看作是地方威权体系的一种。即，地方自治及威权体系，共有四种；一种是国际社会；另外三种就是地方威权国家体系的三种形式。

中国历史上周初的封建，西晋，以及中唐以后军阀的割据，晚清的各省汉族官僚政权，以及民国初期缺乏共和宪法有效约束的“军阀”，日本明治维新前的社会状态；英国君主立宪以前，以及德国统一以前，都是属于地方威权采邑的社会状态。

与皇权专治制度下的异地为官的官僚制度，以及非世袭性的地方采邑相比，世袭的领主更为关心领地内“可持续的实力发展”。尽管在领地以内，常常也同样的，是专治集权的制度。但毕竟被蝗虫一样狠刮一笔开路的官僚、非世袭性采邑要有所顾忌。正是这样的原因，地方的利益实力比较不容易集中到，供皇权一家挥霍；相对地，保留了地方的实力。同时，对于皇权，也成为一种实力性的约束。因此，世袭性的地方威权采邑，要比皇权专治体系，要稳定。

表面上不符合这一推理的历史，是西晋的八王之乱，西汉的七国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以及唐朝的安史之乱。不过，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八王之乱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西晋皇权专治不统一，恰恰相反，是因为司马氏皇权过分专治。西晋当时期，正处于豪门政治的顶峰，西晋皇室本身，只不过是最大的一个豪族。西晋皇室是通过与共他的豪族地方势力分权，而维持着表面上的至尊地位；而从来没有真正拥有专治全国的宋明清式的皇权。

无论是西晋还是东晋，其盛，都是因为向地方豪族分权，九品中正，让地方豪族成为当地的诸侯；东晋时，甚至是“王与马，共天下”。两晋倾颓，都是因为晋皇室希望削弱地方，成为真正的统一的专治皇权。西晋司马炎不顾反对削减郡兵，与孔子在鲁国改矮三家大夫城墙如出一辙。受到压制的，是可能与中央公室竞争的地方实力。而同时被压制的，也是地方对抗如八王之乱，五胡十六国这样的内外真正威胁社会的异族实力集团。

而东晋的之“晋祚倾颓”，恰恰始自晋孝武帝，当淝水大战威望大增后，任用司马道子削弱诸臣（也是豪门世族领袖）权柄。（《东晋书》）。晋武帝的政策，相当于依赖江东豪族支持的“孙吴”模式，向打压本地豪族势力的“蜀汉”模式“改革”。在失去了本地豪族政治力量的支持后，东晋皇朝实力大减，既压制不了桓玄这样的强大豪族世阀的力量，却削弱了牵制桓氏的江东豪族政治力量；也对抗不了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军阀力量的崛起，甚至对付不了孙恩卢循这样的道士起义军。短短十几年后，刚刚还显得还如日中天的东晋皇朝，也象北方小胡国一样走向了灭亡。

两晋的历史，非但不是证明分权不利定的历史，而恰恰相反，是证明了集权危险社会安全的实证。类似的还有西汉和明初的地方威权王国。洗脑教材声称是由于王国割据造成了七国之乱、靖难之役；而实际上，导致这两场内战的，却是中央要加强皇权专治的行动，和拙劣的政策执行的合成品。地方威权“有能力威胁中央皇权”，以疑证从有的方式，成为“地方威权必定危害社会安全”。这也是道德治国的皇权专治时代，常用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常见手段了。

二国际形社会形态并非人间地狱

国际社会形态由于同时缺乏了皇权和宪法的约束，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理论上其整体稳定性，似逊色于国家政治体系。但是实际上，如果说国际社会时期就是“军阀混战”，“人间地狱”；则是言过其实！今天就是这样的“各国军阀混战”时代；好象除了几个国家的原教旨主义左粪，大家伙都活得挺高兴！退一步说，退一就是进步吧；那么是谁统一？美国统一世界是进步吗？俄国统一世界是进步吗？日本呢？呵呵，别告诉听众，“中国统一世界才叫进步”。哥们，那不叫进步，叫“三个呆表爽呆了”。

咱们还没呆呢！FORGET IT!

中国历史的国际型社会形态时期的历史，总是给人以“战乱不断”的感觉；而皇权专治的历史，却美化为“稳定”，在心理学上，称为选择性体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世袭地方威权采邑历史时期，总是伴随着一些规模不大的冲突；这些冲突，总是比和平的治国史，更加吸引文学家的手笔。甚至在文学家的笔下，其冲突规模，被十倍几十倍地夸大。而且，中国统一传统的文化认识，还把国际社会形态，混同于世袭地方威权采邑；象战国；同时，经由司马迁这样的杰出的文学家笔下的“历史”，用数字作为形容词，将其战争和破坏，夸大了几十倍。

而在皇权专治时期，单一的政治记录更能保存在历史体验中；另一方面，因为皇权专治副作用的暴民政治乱世时期，被单独抽出了“皇权专治的历史”。这样，皇权专治就成了一个没有副作用的历史时期。事实上，如果统计中国“统一后”的历次皇朝专治带来的灭绝性的人口再生产的大萧条，即便是战国那样的国际社会形态时期，也是一个幸福、稳定、繁荣、发展的黄金时代。实际上，即使是在中国出现过的国际社会时期，也不是“人间地狱”的年代。“宁为太平犬，莫为乱世人”的乱世，不是指“国际社会时期”，而是因为中央政治集权而造成的大范围的暴民政治时期。

中国历史上真正算得上是国际社会形态的，是战国时期，共主威权尽失，各国逐鹿中原。但是，这一时期也正是中国社会经济大发展、商品经济大发展、农业技术大发展、社会人口猛烈增长的时期。“战国”之战乱感觉，纯粹就是历史文人写小说时用的炒作性用词。与此同时，春秋时代生产严重落后，甚至没有严格的领土概念，（表明农业生产还非常粗放），却被史笔抬高了。这样，就显得战国时代，是一个“发展缓慢”，“死亡极多”的人间地狱。

另一方面，作为胜利者的秦国，既有可能因为猎头型的军功金字塔传销政策，导致对平民的大规模猎杀；也有可能秦国本身，也象后金一样，夸大自已的成绩，作为鼓舞士气的手段。秦史的水分是显而易见的；其中秦国还没有真正强大时时反击合纵的几次斩首多少万，如“斩合纵之韩赵匈奴首计九万二千级”，如此大的战役，在敌方根本没有记载。（仅记有修鱼斩韩军损失六万人）。而公元前293年齐魏韩联盟反击，攻破函谷关进逼咸阳，秦国尽割关外所占之地，秦方就只字不提。

总之，今天有学者统计之战国人均GDP胜于今天，固然是笔者也不明白“疑证”，（窃以为战国失业率比今天低应该准确点），但是战国肯定不是一个人间地狱，而是一个快速发展，和平为主，间有战争，百花齐放的黄金时代，不会是一个错觉。换言之，因为地方威权、分权，而导致战争扩大、生灵涂炭超过集权后果的历史实例，笔者找不到！象电影《天下》那种宣扬传统集权文化的“进步观念”的那种蠢刺客，根本不可能存在。

而道理也很简单，国际社会里单一国家的社会矛盾，如果不是局限在当地，就是被快速察觉。没有皇权专治拆东墙补西墙，社会矛盾不会无限制堆积，爆发的程度也就相对比较温和。某一国可能会灭亡，但是，象明末那样的“亡天下”情形，永远不会发生。即使是真正存在偶然“混战”的国际社会形态时期，其社会稳定性、可持续的发展性，也不见得逊色于皇权专治的社会形态。

即使是在国际形社会，在没有宪政共和，以及共同的普世价值观的情况下，彼此磕磕碰碰的情况总会有，就算是在春秋战国，遭受天灾时，彼此互相救助的情况，也多于趁人之危的案例。礼不伐丧，仁不伐灾，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标榜。各国存在，如果不是为了本国国民福利的最大化，至少也是为了“谅某国民力，结友邦欢心”，以买办方式，作为统治者剥削国民的工具而存在。象毛帝国这样完全为了打仗和自我毁灭而存在的国家，实际上是非常罕见。

国际社会里，局部性的暴君总是难免；但是全局性的暴君和剥削阶层，不可能出现；黄宗羲定律不可能成为剥削基本人权利益的手段。这样，大范围的社会灾难也就不可能出现。如果说，国际型社会形态的优劣，与皇权统一的专治政权相比，优劣还难以明确判断的话，那么，通过共约的宪法价值观约束起来的国际社会，则明显远远优于皇权统一的人类世界，因此《秦灭六国式的国际社会不是今天的主流》。

俄法宋明清的皇权专治的正常演绎不是民主宪政

皇权专治制度，完败于现代民主宪政，并非偶然。在历史上，也经常性地败于地方威权采邑的政治体，象，明败于后金。原因，正是由于皇权专治制度政治体系，是一个缺乏负反馈制衡机制的社会系统。皇帝不能直接管理万物，不得不依赖受人性之私影响的官僚系统，也就必然会产生效率性的损耗。这种损耗，称为腐败。正如无阻尼系统不可能存在一样，“无腐败官僚体系”也不可能存在。

专治制度皇权反腐败，那是皮之不存，毛之安附？要真正反腐败，就不能把政治基础放在由上而下的官僚集团上，而是，依靠将政治基础落实到全体国民身上。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宪政！基于社区自治，逐级选举授权代议的民主宪政。非世袭的采邑包税人，反而不及世袭的采邑制度，这是和中国洗脑工厂的教育产品流程，所表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服务于皇权专治制度的统一”，并不总是进步的。

皇权专治制度，实际上是一个混合了官僚政治，或非世袭性的包税人，两中取一的垄断社会经济利益分配权的政治组织。这种模式的本质，是皇权中央牺牲了地方民众的利益，贿赂效忠于专治制度的官僚阶层，以强化皇权中央政治利益。皇权专治制度下的官僚体系的膨胀，伴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萎缩，两者形成的剪刀差的发展，总是会造成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不断萎缩（宋朝明朝）。

但是，皇权专治制度政治模式的正常演绎，因为缺乏社会基层威权自治体的存在，历史上似无直接演变成民主宪政的成功先例。这是今天追求民主进步事业的中国人士所必须警惕的历史事实。除非把当民主当作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道德口号，否则，皇权专治结合官僚政治的社会体系，是否有到达民主宪政富国强兵的直达快车，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结合中国五千年历史，以及包括法国、俄国等西方国家的历史来看，皇权专治制度模式的正常演绎，只有三种可能性：

1）亡于外敌，典型如宋朝，明朝，以及前苏联；原因正是由于削弱皇权官僚体系寄生的的社会经济政治基础的剪刀差，在《黄宗羲定律》提供的动力下的不停作用；

2）亡于暴民运动；缺乏外敌的皇权专治制度，在皇权官僚体系完全侵蚀了社会经济基础后，社会经济崩溃而导致的暴民运动；典型如明朝；（明朝既是亡于外敌，也是亡于内部经济基础的崩溃）。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同样的过程；

3）中止皇朝专治体系，帝国瓦解而成地方威权模式；清帝国瓦解之中国，以及苏联帝国瓦解扣的俄罗斯，德意志帝国瓦解后的魏玛共和国，以及，法兰西王国、帝国瓦解后的第一，第二，第三共和国。在这个过程中，法国经历多次专治集权瓦解而成的一二三共和国，恰恰就是传承着地方自治威权体系建立的整个过程。

军国主义是毒死全民族的毒药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无数博文中提到的事实，“中央集权”，即“不受基层人权单位监督的中央集权”，实际上是一种“民族社会缩编”的适应短期全面战争需要的极端性军事性政治行为。中央集权的本质，就是军事共产主义。在短时间的战争时期，如果确实面临着强大得多的敌人的现实性的进攻，那么，它是一种牺牲部分国民，动员最大限度的战争力量求存的政治手段。但是，这种政策，只能适用于即期的，全局性的、具有民族存亡意义的极端劣势的战争环境，才有实用价值。即使是以下两种“恶劣”的战争局势，也不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适当时机：

1）并非战争暴发，而是战争的危险和趋势；不适于军事共产主义；否则就会被优势敌军，“三分四军疲楚误楚”，不战而胜；美国战胜苏联，英国战胜法国，晋国战胜楚国，就是用这套办法。

2）即使是民族存亡意义的战争，如果不是处于劣势，也不能使用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一战德国之速败，不是犹太人背后捅了一刀，恰恰就是鲁登道夫搞了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总体战，破坏了德国的战争经济。

在和平时代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即使是毛帝国、斯大林帝国那样的自以为是世界大战前夕的军事共产主义，也是荒唐愚蠢的。等同于“假敌之名，奴役于内”，把整个国家降格为国家奴隶制社会，那里还有一丝关点的“先进性”？这种体制，等同于放弃体制外的国民，压制他们的人权利益的基本要求，作为黄宗羲定律压榨剥削的国家奴隶；而把体制内群体视为真正的、缩编后的国民，以换取他们的忠诚。如果国家奴隶制是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力，那么人类社会最近3000年来的历史，就白过了。

和平时代的军事共产主义，颠倒了“经济是军事的支持基础”的优先级；否定了人权利益最大化的帕累托改进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者角色差异》中迷失了不同性质的社会单位的基本职能。紧绷而不放的政治军事神经，如同久拉不放的弓弦一样疲劳，变成了老油条。不从事实际生产的庞大的政治军事体制，在和平时节以军事式的高强度压榨，通过《黄宗羲定律》令作为民族社会政治军事基础的国民经济不断衰竭。两者形成的剪刀差，总有一天超出国民经济的代偿范围，根本不用等到敌人真正的进攻，（事实上绝大部分情况下进攻根本不会到来），这个民族社会就自已灭亡了。明朝，就是这样走向了深渊！

因此，列国相争，最重要的战略，是要让“时间成为自已一方的盟友”；窍门，就是藏富于民！和平竞争，经济制胜！当时间成为自已一方的盟友后，军事的作用，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为了保卫和平而存在的军事，而不是霸权主义的征服世界的梦想。对比中美两国的国家政策、战略设想、现实实施，笔者并不认为，正义在PR中国这一方。朝鲜半岛对峙的双方，正义和胜利，同样肯定不在北朝鲜金将军王朝的一方。

军事共产主义的失败之处，就是让“时间成为自已的最大的敌人”。这也是世界上没有那个SB国家会使用军事共产主义，更没有一个国家凭军事共产主义而成功（普鲁士德国的历史是一个误解）。为军事共产主义而制造的马列怪胎，从一开始就是一味毒死全民族的毒药。军事共产主义另一个名称，叫军国主义；而在和平环境，则称为法西斯主义；在历史环境中，简称为专治制度。

工商社会的等效边际压力原理“造大必然变弱的企业”

国际社会存在着等效边际压力现象，那么，在商业竞争社会里，是不是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做大必然变弱”呢？答案是肯定的；区别仅在于，维持国际社会中“大而弱的帝国”不会散架，等侯最佳的被瓜分时机，和瓜分的主子的出现，靠的是专治制度。而在工商社会里，维持大而弱的企业不破产，依靠的是各种形式的垄断。政治只不这是对经济的管理、对经济利益的分割。因此，政治上的专治制度，本质上只是对社会利益的垄断性分配。也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政治上是专治制度支持的社会，不能行政垄断的的“反垄断法”，也就成了《神圣垄断法》。

这也是笔者为什么会说，《社会经济制度要保证淘汰弱者》，就在于，真正的弱者，除了不愿意做人的动物以外，主要的就是“大而弱”的恐龙，那些一厢情愿“做大做强”的必定产物。其实施，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反垄断法》，和《破产法》。而对于真正个人意义上的弱者，从人权经济价值的最大限度的恢复可能来说，必须提供由税收保证的《社会保障法》。看来，笔者的观点，引起了不少在“大而弱”的恐龙体内寄生的动物的恐惧，纷纷断章取义歪曲笔者的本意，到本博叫骂。（笑笑）。

在工商社会里，被做大做弱的商业单位中的部门，依靠垄断（相当于专治制度），隔离了社会竞争中的压力，而通过剥削社会而成的“大而弱”的企业的物流和资金流，（通常是以通货膨胀为代价从国有银行里支取），又给这些大而弱的企业以虚幻的安全感。一旦这种垄断在必然到来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被削弱时， 这些“大而弱”的恐龙之崩溃，只不过是无法挽救的社会的吸血鬼。

不但在中国是如此，在美国，何尝不是如此？假如这些大而弱的商业企业的维持性垄断，与国家政治绑定在一起，也就退化成了专治制度维持下的帝国，大而弱的帝国，等侯被瓜分的帝国！商业经济社会，也就升级简化成国际社会。等效边际压力原理，依然有效，————政治，只不过是经济利益的分配方式。

相反，通过反垄断的方式消化了“大而弱”的恐龙，也就哺育出大量小而强的精锐。这些精锐可以吸收多得多的就业人员，提供多得多的税收，而不需要经税收和通货膨胀为代价的贷款成为社会的吸血鬼。它们承受的压力会传递到社会服务单位，即政府，从而维持着一个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扩张性的社会。国际环境里的等效边际压力原理，实际上就是工商社会竞争里的等效边际压力原理。两者作用机理，完全相通。

事实上，大型企业的强大，无论是从供与需的环节，依赖于社会经济实体中的健康。就象那个力量来自大地母亲的巨人安泰，如果它的力量不自通过健康的大地母亲的提供，却是不断地摧残着大地母亲（民族社会经济）的健康，增加着自已的脂肪，以为那就是安全。那么，它对大地母亲的背叛，也就是让他永远离开力量之源————大地母亲之路。安泰巨人无论看上去多么强大，迟早都会被Herclus扼死，甚至，不需要把他举到空中！大地母亲，早就被他自已强奸、死亡了。

正是因为工商社会里的等效边际压力作用机理，真正的强大的企业，不一定是一个大一统的五脏俱全的企业，而是，能够与自已周边经济社会融洽的，高效服务于其中一个生产环节的社会。它与大地母亲，是共存共荣的关系。割肉卖血买补品，这样做大的企业，永远是做弱的企业。一个依靠垄断维系的企业，必然是最脆弱的企业。

不幸的是，中国整个政腐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做大而做弱的垄断企业，一个具有企业自利性的，根植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全世界最大的做大做弱的企业。这个企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正是等效边际压力原理的现实呈现：政治经济利益的垄断，敲骨吸髓式的“国有资产积累”，维系着一个庞大而低效国有垄断的政治经济资产体系。葛朗台式的自利聚财形成国控财富，因为边际压力的隔离而形成的过度自信感觉的虚幻强势，（时称盛世），与被剥削而衰弱的社会经济的剪刀差恰成对照。

不知道，当中国政腐这一个全球最大的垄断企业，吸干了中华大地母亲最后一滴血后，还是否需要Herclus掐死它？还是，它自已就死于糖尿病？————一个背叛了民族，背叛了祖国母亲的垄断经济利益的政腐！正是因为这一依靠《神圣垄断法》维系的庞大的、依赖着不可限制的经济垄断特权的垄断企业，祖国母亲——垄断体制以外的经济社会，一天比一天虚弱；——强国梦？时间，却不是中国的盟友！——做大，必然就做强吗？呵呵！

国际社会等效边际压力原理：孙武子的古老阐解

这样，也就出现了另一种很令人郁闷的历史情形，不知同胞们有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本来生龙活虎的地区或者民族，一旦统一进了多少朵鲜花的大家庭，成为皇家专治的好子民，就一点看不到给这个庞大的民族帝国带来的力量增益，变得平庸无比。为什么呢？国际社会等效边际压力原理！

能够突破这一原理的，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由于交通的原因，国际性压力传递到彼此的边界压力，很小。这时侯，夜郎自大也无所谓。另一种可能性，则是竞逐空间太小，时间空间上不足以面对偶然性的实力波动，达成国际间的实力平衡，这样，秦王扫六合的历史故事，就代替了在中国大地上“大的帝国变成弱的大国”的“国际社会的边际等效压力原理”。中国人的文化里才会出现一种认识误区：大而专治就是强；专治集权就是进步，这一非常有利于皇权专制的动物王国的社会观念。

美国为什么能够突破这一限制呢？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美国是一个由自然人权为单位，经社区自治逐级向中央授权的共和国。美国政府是一个很小的政府，无法象晋国卿中的范氏和中行氏那样“虚形示外，实侵于内”，维持苛重的税收、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战无不胜的军队。不得不为区区几亿美元被AIG发了奖金而大发雷霆。但是即使是这样，《美利坚帝国，也已经到达了其扩张的极限》。

事实上，也正因为美国已经到达了扩张的极限，所以，美国也不时有鹰派，特别是美国军方，采用“示形于外，实侵于内”的方法，强调外来威胁，而保证自已相对优越的社会地位。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出名的麦卡锡议员。自然，中国早就没有了扩张的动力，只是在衰退中节节抵抗，“虚形于外实侵于内”的政治阴谋论曾出不穷。与美国扩张势力，真是一唱一和，借反美为名，向美国输送中国的民族利益，配合异常默契。

那么拥有象晋国卿中的范氏和中行氏那样“虚形示外，实侵于内”，维持苛重的税收、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战无不胜的军队的超级大国的命运将会如何呢？请听2500年前孙武子的回答，《吴问》：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氏）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吴王曰：“其说可得闻乎？”孙子曰：“可。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陕（狭），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曰先[亡]。……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范、中行是（氏）次。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其□田陕（狭），其置士多。伍税之，公家富。公家富，置士多。主乔（骄）臣奢，冀功数战，故为智是（氏）次。赵是（氏）制田，以百廿步为（畹），二百册步为（亩），公无税焉。公家贫，其置士少，主金（俭）臣，以御富民，故曰固国。晋国归焉。”吴王曰：“善。王者之道，厚爱其民者也”①

孙武子答吴问，是不是就是对“国际社会等效压力原理”的最古老的系统性的阐析？

国际社会等效边际压力原理之“帝国必定大而弱”

“国际社会等效边际压力原理”的作用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的过程。笔者几百篇文章，几乎都是从不同的细节角度解释这个原理形成的机理。但是，这个原理完全可以跳过细节性的解释，而对照两个物理学的例子，令读者很方便地理解这条内因复杂，外表却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原理。

第一个例子是水热容现象。有经验的朋友都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大盘的洗澡盘的热水，难却速度要慢于一小杯的热水，那是因为热容。（反之亦然）。另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身上承受着一个大气压却没有被压垮；深海生物更是承受着几百年大气压，安之若素；那是因为在身体边缘的内外压力，是平衡的。后者类比到国际社会，就是说，社会边界和国际条约的签定，都是因为当时当地的双方力量上的平衡。这也意味着，所谓“坚决不让步、不容谈判的强硬”，只有“虚形于外，实侵于内”的买办汉奸做了婊子要立牌坊的实用厚黑政治意义。

第一个例子可以很好的理解中日两个文明程度相似的社会，在面临明显进步不止一个档次的西方文化冲击时的优劣表现。因为，中国的“社会惰性更大”，传统文化的包袱更重！而后一个例子，则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中国会社会惰性更大，因为，正是因为中国更大，因为专制社会提供给最高统治者虚幻的强大的感觉，而忽视了，这种中央政权的强大，是建立在更根本的社会实体的虚弱的代价上的。

中央政府虚幻的强大，令到中央统治者过分自信；以为真的是“盛世”，迷幻于达成盛世的传统文化的不传秘笈，而无视，社会实体的虚弱，随时会令中央的盛世如沙滩上的大厦，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轰然而塌。过分的自信，虚幻的强大感，使得庞大帝国的中央集权专治者对世界传导过来的压力无动于衷，行政费用过于奢靡，为了维持费用而苛捐重税，民怨沸腾；只能以“高价买房就是爱国”的道德勒索要协之，以“美国反华阴谋”的虚形外敌强制之。另一方面，庞大帝国的阴影也确实令窥伺者，不得不静侯双方边界接触点反应的竞争力（边际压力）占有完全优势时，才向庞大的帝国发起进攻。到此时为止，无数的历史事例表明，这时侯的庞大帝国所谓的皇权专治的强大，只不过是漂亮的CHINA(瓷器)，小指尖一捅就四分五裂。

到此时为止，对于小而强的征服者来说，问题已经不是能否战胜，而在于能否稳定占领这一曾经强大的，事实上是大而弱的帝国。稳定占领的手段，一般是顺应当地的民情。中国文人因而骄傲地声称，“所有强大的征服者都被同化了”，有点被强奸者的骄傲：所有强奸她的强盗，都做了她的老公！万一碰上占领自信心不足的游牧民族，象蒙古，就会把人杀光，换上好管理的牛马，那可就惨了，——在蒙古征服宋金中国的时侯，估计有7000万中国人被屠杀！

这就是“国际社会的边际等效压力原理”，即，在国际平衡状态下。大的帝国总是不得不采用专治的手段维持庞大的帝国统一，而不由自主对边境和国际的压力迟钝，而过于自信；等同于自行弱化自已的实力，以保持与国际边境的实力平衡。最终，大的集权性的国家，总是比较落后的国家，以便在边界上，与弱的国家的对峙力量相当。

国际社会的等效边际压力定理

近来官方扩音机里最热门的口号是，“做大做强”；那可一直是当官的远大理想。只能是当官的，因为，只有不需要顾及成本的社会特权，才热衷做大，并硬称为“做强”。对于自负营亏，不能向社会转嫁损失的企业家，或者服务性政府，喜欢做小做强。“大”，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成本的负担。小，意味着更高的效益，更高的利润率，和更大的适应性。但是，对于有中国特色的官商企业家，和中俄专治文化特产的官僚来说，“做大做强”，是他们的口头禅。这些官僚，那是恨不得普天下之财为彼财；大不厌大，只因，“大者”，就是他们的权的大，就是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大”，《官僚政腐的成本根本没有意义》。在这样的社会里，“做大做强”，只不过是拥有利益声明特权（本应同属于全体国民），对《黄宗羲定律》侵害社会的利益特权的强求不已。

纵观人类历史，“大而弱”的帝国多的是，小而强的国家，同样是多的是，但是，大而强的国家，特别是能够长久维持大而强的国家，从古至今，似乎只有一个美国了！连罗马帝国，当它大到一定程度，维持帝国的代价，也超过了帝国庞大所能带来的“进步”效益。甚至于象汉唐宋明清帝国，大到一定程度以后，如果不是转向地方威权，就是变成《中央专治的官僚社会，在内敛中慢慢走向衰亡》。

有一位英国学者，总结出一个规律，就是“农业帝国的幅员不能超出600万平方公里”，并被广泛接受。其实，这是一条经验性的自证式的断言，即“无法进一步证明的经验规律”；——这种经验性规律一般性是不可靠的；——马列资本律，很大程度就是依赖这类19世纪收集起来的经验性规律。用精准的逻辑用语去形容，它是提示规律的迹象evidence，不是证明真理的证据proof。缺乏逻辑细胞的国学文人，一般缺乏这样精细的逻辑敏感性。

这条规律更应该以“意会”的形式去理解，而不能用于进一步的证明：“庞大的统一”，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生产效率的进步、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安全程度的加强。而且，事实上，历史的结果是：恰恰相反。不少朋友经常困惑于“宋朝那么大那么富，为什么会打不过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明朝那么大，为什么会打不过后金”……；这种问题，是不是已经假定有这样的断言“大的就是强的，专治统一，就是进步的？”，如果这条断言是错的呢？相反的呢？在《简析宋朝败亡的原因》中，笔者再次引用了在克劳塞维茨的发现，《中央集权的大国容易被外来力量征服》。这是长期被“大而统一即为强”的中国文化洗脑者所忽视世界范围的历史事实。

即使对比近代中国和日本崛起的难易程度，也可以发现，中国这样的大而中央集权的国家，面对外来挑战的应对适应能力，远远逊色于日本这样小而具备地方威权性质的民族社会。为什么呢？笔者认为是同样的原因；并将这一条规律，总结为“国际社会等效边际压力原理”。这条原理，涵盖了“600万平方公里帝国领土极限”，和克劳塞维茨的《中央集权的大国容易被外来力量征服》规律；很容易解释中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在面对世界挑战时的优劣表现。以为，为什么货币战争之类的反华阴谋论根本不存在，反而“反美反日的民族主义”本身，极有可能是国内既得利益政治力量安排的真正意义上的阴谋论：虚形示外，实侵于内！以及，为什么“藏富于民”的社会才有生命力，才能富国强兵；而“国富民穷”的社会，只能是为他国作嫁衣裳。

国际社会等效边际压力原理之藏富于民强国之道

这也就是“藏富于民”才能富国强兵的道理。因为在一个重视人权表达的社会里，通过社区自治和层层向中央有条件授权（才支持政府，即爱国），政府成了一个逐级向基层社会提供服务的支持性机构。这样，社会的实力就分散到了各个社会基层，一直传导到这个社会的边界，按照等效边际压力原理，这个社会就会自然向外扩张到极限，即与外部抵抗压力相当的程度。而且，这种扩张过程中，如果存在军事，军事的作用只是“保护扩张中的稳定”，而不是扩张的本身；《扩张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经济文化的软实力》，而这种软实力，恰恰来源于人权经济意义的自由表达。这也就说明了，庞大的专治帝国适于扩张是一个错觉，恰恰相反，庞大的专治帝国都会走向内敛、萎缩、衰亡。

藏富于民的国家社会，政府只是一个服务性的机构；为各级人权经济单位利益最大化提供服务，而换取其本身存在的价值。任何与外界社会接触的人权经济单位所承受的压力，都会以最大的音量传递到政府的耳中，（人权经济利益可以自由表达），政府疲于奔命地解决每一个可能存在的隐患，朝乾夕惕。没有任何理由，会厚颜无耻地要求各级人权单位“顾全大局”，放弃对人权利益的申诉。人权利益的申诉权，就是最大的大局，大得不能再大的大局；就是人权利益不可侵犯！

当政府自身本来被授权的能力不能应付危机时，就把危险信号向全社会传达，通过议会和紧急预案，动员更强大的社会力量应付挑战，包括战争的挑战。这样的社会，又怎么会被轻易征服？怎么会在“强硬的顽抗”中丧权辱国？更不可能出现，广大没有人权的动物，被代表着丧权辱国了，还要被管理员用反美反日反西方的阴谋论约束着，去仇美仇日仇西方，作为被继续代表的代价！

为什么有中国特色的四不象是不稳定的系统

在笔者划分的五种主要类型的社会体制中，官僚政治，其稳定性，仅胜于暴民政治，也即传说中的党内民主，等同于其同级别的贵族阶层之非世袭性包税人采邑制 度；而分别逊色于皇权专制，威权采邑，共和宪政。非世袭性的包税人采邑，可以归并在党内民主之中，也可以，独立为一种形式。其间没有本质性的差别。

官僚集团廷议式的民主，也就是一些糊涂虫追求的所谓党内民主。笔者二十出头时，也是这样的糊涂虫，以为“全国民主不可能，冒进，就党内民主吧，好歹进步一点”。这是中国文化传统中，使用《中庸之道指导的社会经济政治》的结果。“绝对的东西一定是不好的”，‘“既然完全民主不能做到，又一定是坏的，那就部分民主最好了”，党内民主就最符合中国需要了。邓公的“有中国特色的什么主义”，就是这样想当然拍脑袋泡制出来的。其实，并非“最适合中国需要”，而是最适合中国官僚集团专治体系的需要；————我们都是中国文化中人，很难一下子认识到科学架构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体制。其实，党内民主，也是不稳定的，原因，就是它创造了《黄宗羲定律》的的作用环境。

我们已经说明了，民主，就是利益的集合；对利益集合的声明。那么，党内民主是什么呢？简单了，就是只允许党内才能声明利益，党外的禁止发声，因为，被代表了！因此，党内民主，就是一部分社会成员侵占了整个社会利益的制度， 即，奴隶制制度。这话不好听，但从作用机理上，确实如此。罗马帝国，也就是这样一个罗马公民阶层，后期是罗马贵族阶层的党内民主的奴隶制社会。而中国一直 到明清，实际上连同民国后清，都是政治贵族的党内民主政治。被奴役的，就是党外的市民百姓，和所有的农民阶层，封建皇朝，称为布衣，庶民！（思考题：户籍 制度之入户兜售的是官的资格，还是民的资格？）

正是这样的原因，“《公务员、国有垄断企事业单位加薪，全体老百姓加税》”的官富民贫分化程度，恰恰是随着党内民主化建设的程度，成正比！请问，笔者有说错吗？如果以此作为利益目标，吴高干邦国先生的永久性单党制宣言，再加上建设党内民主的拍胸口担保，其心田，却真不怎么能见天地先人！脱离基层国民民主基础的党内民主论，可以休矣。所谓“国富民贫”，还是“藏富于民”的意识形态争论可以休矣，真正存在于世界人世间的，只是官富民贫，还是藏富于民两者间的区别。

皇权专治，即，自南宋开始出现，到明朝开始完善，至清朝加以强化的，完全由皇权集中的“乾纲独运”（理教），由于避免了官僚阶层借用党内民主，通过《黄宗羲定律》任意侵犯小民百姓利益，反而较党内民主的社会政治，更为稳定。在乾纲独运的皇权专治中，为了讨好专治的至高皇权，即绝对的道德标准的判官，即皇帝，官僚集团总是结成朋党相攻的集团。党争！是这种制度下的政治特色。

官僚集团，也就是上人朋友很中意的所谓文官集团，既是贪污腐败的温床，（整个社会还有另一个阶层可以贪法吗？），但同时，也是专治社会中“上令下达”，反 馈基层的技术系统。高明的皇帝，会充分利用党争，减少腐败，而不会消除党争，自断四肢。象崇祯皇帝那样，意气用事彻底消灭其中一党，是非常愚蠢而幼稚。即 使是象朱元璋那样，利用胡党消灭了浙东刘基党，又消灭了胡党，对于帝国政治效率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党争内耗？对于专治皇权来说，那是必须承受的代价；古人称为“水至清则无鱼”。实际上，行政系统一定有效率损耗，称为腐败；反腐败本身，一定有附加的“反腐败”成本；到一定程度上，反腐败是不是还是有效益的“行政”，实在值得商讨。

至于毛，居然利用暴民运动冲击摧毁整个官僚体系，别说其时官僚体系还在建国初期相对清廉的状态，就算是在晚明这样的腐败社会里，这样摧毁整个社会的中枢， 也是自取灭亡。毛上帝没有在生时马上变上魔鬼给挂上枝头，真的是历史奇案。毛帝国本质上，体现了皇权专治，可以部分地抑制官僚体系的腐败，但是，却无法限 制皇权系统本身的腐败。毛的皇权，传于华而被邓所篡，撇开华是毛私生儿子的传闻不谈；实际上是给邓的官僚体系搬倒的。如果官僚制度不能搬倒过分腐败的君 权，就会连同君权一起被暴民运动，或革命所搬倒。邓是这个意义上的“伟人”。

事实上，毛上帝的阴魂，今天仍然活在广大中国文人的心中。这里说的不是污友之乡的污友，而是，很可能对毛上帝也非常感冒的，今天让人感到很有正义感的一些 朋友；举例说，“所有专家学者都是王八蛋”。弟兄们，这就是与毛上帝使用暴民运动摧毁专业官僚阶层同样意义的行为。因为，这个社会无论是民主还是专治，都 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人性本私！在专治权力阶层拥有压倒性的利益分配权，俗称道德的玩意，专家学者向专治权力的利益集团靠拢是人之常情。换了你，别告诉我 们，你是郭跳跳第二，不食人间烟火的无私太监！

理解了专家学者们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无知，无耻，与无良》，理解了两会廷议代表私心颇重的《无私代议》，道德上的骂，能骂得出诸葛亮？（老诸葛其实是有私心的，这里不提）。站在专家学者的角度，他们除了效忠皇权混口饭吃，还有让他们有偿效力的自治公民社团吗？所以呢，只要摆脱了《官本位文化之权位崇拜的心魔》，现阶段我们可以识别出滥竽充数的无能专家，完全无视公共利益的无良专家，对于就事论事的专家，还是要多点理解。不要急于谩骂，最好是不骂。不敢兴趣，说说笑话，投入反对派，走人。

正是由于皇权专治终归不能在全局范围内消除腐败的侵蚀，因此，中国社会自秦统一后，总是周期性地陷入皇权专制，官僚政治（党内民主），和暴民运 动的“稳定循环”。每一次循环，全社会灭绝性的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一次比一次残酷！如果不是因为英帝国打开了清帝国的大门，最近一次，大概应该发生在 1900年左右。如果是这样，今天大概不需要计划生育的国策的。

本文“朝议，向自治基础之民主宪政改革”，承接前文：
《信仰，个人世界观的基础断言；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
《社会利益争论摆脱绝对的道德标准》
《明朝文官集团内部党争是真正的民主吗？》
《西方民主与东方专制，人性有私与无私之分歧》
《人性本私！老百姓能否问两会“我的利益在那里”？》
《欣赏两会代表们的之无私代议》

《皇权专制有其历史政治上的合理性》

《中庸之道指导的社会经济政治》

《皇权政治的文官集团之等级制度和腐败的关系》

《国学儒教精华之等级制度的政治意义》

《三纲五常儒家理教之国学精华的科学实用性》
《宋明清在国学儒教绝对道德观维系下的必然败亡》

《黄仁宇的失误：宋明清帝国不是因为缺乏技术而选道德》

《皇权官僚等级制度对民营工商技术积极因素本能抵制》

还可以再参考以下文章：
《人权经济学之“黄宗羲定律”》
《西汉经济危机中的汉昭帝霍光新政》
《好心可能办坏事:西汉和王莽朝的经济危机》

宋朝清在国学儒教绝对道德观成功维系下的必然败亡

专制社会体系强调道德至上，道德治国，寻求绝对道德观。不是偶然的，而是，维持专制社会的必然结果。宋末儒家理解的出现，极大地在明清两代强化了皇权对道德的解释权，针对的，就是宋朝官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所进行的勾心斗角。考虑到官僚集团本身不对政权存亡负责，真正关心皇朝存续，即皇朝政治基础的是皇帝本人。因此，儒家理教，也就是今天许多人所谓的国学，所谓的传统文化，“三纲五常”，它在历史的出现，对于老百姓利益来说，有其曾经积极的意义。

黄仁宇先生跳出中外历史学者对明朝文官政治之好与坏的感情评价，发现明朝文官集团，（其实还有清朝），是一个“缺乏技术手段，依靠道德力量维系”的文官小集团。是非常有深刻的历史眼光。能够令笔者尊敬的历史学者不多，黄仁宇先生，是不多中的佼佼者。象阎崇年、毛佩琦、金庸，还有新起的历史戏说编剧当年明月石先生，这些对历史不求其解的文学家，难以具备黄仁宇这样的历史洞察力。以金庸为例，将明朝皇帝视为远较清帝昏庸，是不够客观的。事实上，明朝中后期的皇帝，重用宦官，包括天启重用魏忠贤，在文官集团笔下留下恶名，原因，正是为了向文官集团要权，要钱，要军队！参考《从政治角度看，明朝覆亡不可避免》。抹黑明朝诸帝的，并不是满清皇权，恰恰相反，是明朝的文官集团自已，所谓的明遗们。

那么清朝有什么区别呢？清朝最大的区别，在于皇帝拥有一个足以震慑汉族文官集团的满蒙军事集团；同时，清朝吸取明朝的教训，皇帝完全掌握军队。文官集团，仅仅在财政上，向满清皇权负责。这样，清皇权，也就不需要象明朝皇帝一样，一边假装“无为而治，偷懒不上朝”，或者“热爱木工”，“爱玩打仗”，一边用宦官向文官集团开刀。同时，管的事情多了，清帝系，也就较之明帝系，显得更加“勤政”。

如果没有看到明清皇权，与实行了党内民主的官僚文官集团之间的利益斗争，看明清历史，那是张眼一摸黑。会有很多“不可理解的昏庸”，——只怕，昏庸的不是古人；而是所谓的历史学家吧？就象到本博的那些肯定认得几个字的历史大师一样，谩骂笔者，那是振振有词，妙语连珠。他们呀，那是真的“懂历史”。

认清到这层，我们再来看看一些文人对晚明崇祯败亡的所谓“可怜”、气数，有道而亡，等等；就是可笑的代名词。崇祯事实上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弱智皇帝。他的哥哥，天启，比崇祯具有更高的政治才能。天启利用魏忠贤打击文官集团，培养出一个通过魏忠贤效忠于皇帝本人“阉党”，即，背叛了文官集团时代道德观的“叛徒”，实际上是强化了皇权。笔者没有证据，这个世界也永远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这种设想：英宗的亲征，武宗的“贪玩”，天启热爱做木匠的“昏庸”，万历“不上朝的懒惰”，实际上，是一种避免文官集团阶层团结起来清君侧“靖难”的政治手段。

崇祯皇帝没有听明白天启临终前的话“魏忠贤忠谨可靠”这句话的意思，不但杀了魏忠贤；而且在道德厌恶感的驱使下，对阉党（其实是效忠崇祯帝权胜于文官阶层的官）赶尽杀绝。从这一刻起，崇祯皇帝就已经落入了文官集团的摆布中不能自拨；————象崇祯这样赶尽一党扶植另一党的蠢皇帝，宋元明清900年历史里，也就只有这一个！崇祯不亡国，谁应该亡国？尽管崇祯14年，崇祯可能是幡然醒悟，收葬了魏忠贤的尸体，但是，已经崩溃的社会政治经济体系，难道还可以挽回吗？

崇祯成为亡国之君，他的蠢还不仅仅是不明兄长遗言，还表现在崇祯进一步对本可利用的文官集团主流，即东林党，苛刻处之；逼使袁毛内讧，又极冤惨杀袁崇焕，任用温体仁继续打击文官集团中任何可能处理危机的努力，……，我不知道崇祯之所节俭、不屈自杀有什么实用价值。看到崇祯的政治处置方式，总听到一句话，这个人不亡国，世间不会再有亡国之君！其实，根本不用看历史朝代，就算是今天各个国营企业、政府式的单位里，那个不是重复着同样的党派内斗的办公室政治？文革，不就是这样一种党内政治表象化吗？86-89的内斗，不是这样的表象化政治？毛氏泽东是一个，崇祯，又是一个！他们都只是普通性的好人，非要雄才大略、远大理想，做点出格的事证明自已的英明神武，……，好心才能办坏事！他们都为民族社会，带来了弥天大难！

现在，把皇权专制社会中的三种主要利益关系列出来，皇权利益，官僚文官集团利益，和社会平民阶层利益一起放起来看看其中的关系：为什么皇权必须利用文官集团的道德口水仗，左派右派的党争？为什么《黄宗羲定律》九百年里面一直保持高度有效？为什么《暴民政治总是瞎折腾》？为什么要建立国学儒教维护着三者之间的等级关系？为什么皇权政治无法消除文官集团行政效率的腐败？为什么宋朝必定败亡，明朝必定败亡，清朝必定丧权辱国？

想想，在这个体系中，有什么有任何因素保护民族社会中最基础的政治利益，——平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有么？如果也是没有的话。那么，今朝的命运，换因为国字儒教换了马列毛的绝对道德圣经，就会有丝毫的改变吗？为什么，不能还政于民，让平民拥有可靠的政治手段，保护自已的利益呢？为什么要如此抗拒普世价值观，留恋国家奴隶制的残羹剩饭？

本文“朝议，向自治基础之民主宪政改革”，承接前文：

《信仰，个人世界观的基础断言；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
《社会利益争论摆脱绝对的道德标准》
《明朝文官集团内部党争是真正的民主吗？》
《西方民主与东方专制，人性有私与无私之分歧》
《人性本私！老百姓能否问两会“我的利益在那里”？》
《欣赏两会代表们的之无私代议》

《皇权专制有其历史政治上的合理性》

《中庸之道指导的社会经济政治》

《皇权政治的文官集团之等级制度和腐败的关系》

《国学儒教精华之等级制度的政治意义》

《三纲五常儒家理教之国学精华的科学实用性》

关于明朝灭亡的历史讨认，还可以参考以下文章：
《中国历史，走在道德内战的消亡路上》；
《历史，不是道德素材库》；
《历史，你的名字叫故事》；
《何必粉明？明亡于清只是专制发展史上的小浪花》；
《阎崇年、金庸力挺袁崇焕体现真正的爱国者本色》；
《让时间发生序列证明民族英雄袁崇焕》；
《明朝必亡！冤杀袁崇焕，也只是小事一桩》；
《民主社会不需要有倾向性的“民族政策”》；
《现代历史学观，和现代历史学家》；
《亡于内需不振！今天仍是明朝吗？》；
《凤凰卫视变成袁黑台，委实不智》；
《从政治角度看，明朝覆亡不可避免》
《爱国，并不是做个廉价愤青喊打喊杀》

《辩证的人权经济学》之社区自治系列有以下文章：
《民主的基础政治结构是自治和自理》
《民主之路，社区基层民主比“党内民主”重要得多》
《民主之路：不能一步到位全国直选》
《人性本私；民主不是治腐败的速效灵丹》
《社区自治让民众有共同的利益呼声》
《社区自治是对人权的基本保障》
《社区自治就是以社区组织为单位，由人民自主自已事务》
《自由结社，社区自治和迁移自由和“西方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的选择权，在该地居民，不在外来者》
《社区自治之户籍制度与民主人权的关系》
《社区自治同时保护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根本利益！》
《户籍制度天天被反，真的应该废除吗？》
《户籍制度不是万恶之源，请不要反对户籍》

三纲五常儒家理教之国学精华的科学实用性观察

国学痴迷者，希望从四书五经中找到只字片语的成功真经；或者从《孙子兵法》中，找到一字半句克敌制胜神谕；从《胡雪岩传》中，找到成为成功商人的财富真经；从《毛选》中检索出永恒真理的只言片句；——但是，没有贵族传承的身份，四书五经儒教哲学是你的武器，还是您的枷锁？没有粮饷齐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孙子兵法》于你何用？有了这样的军队，不用孙子兵法就打不了仗？胡雪岩离开了左宗棠，他还可以是一个富商吗？盛宣怀离开了和李鸿章合伙寻租，还是成功商人吗？阁下以为钻研胡雪岩的只语片句就可以发财，谁做你的左总理，李总统，供你寻租？毛的话题更长，这里不说了；以后有他的篇子。

儒家国学之流的“传统文化”，喜欢把“西方”的科学视为“偏流末伎”。谁是偏流，谁是末支，谁离了谁不行？今天是中国人苦苦抗拒“西方科学”的侵蚀，还是西方社会听不见四书五经就活不下去？看看150年屈辱求存的历史，似乎还没有令一些人醒悟；还是，这些人早就醒悟了，已经放弃了“振兴华夏”的幻想，急于装出一副爱国相，骗了爱国愤青的贞操，做着“量中华物力结列国资本欢心”的买办？

儒家学说，所谓国学，或称传统文化，只是一个媒体炒作的概念。从比较广泛的认同看，主要就是指儒学，部分结合道家禅机的传统玄虚学说。这种东西搬上台面，最怕的就是“科学“、”认真”五个字！为了逃避科学“重复性，实证性，他证性”三要素要求，要么就是更改科学的定义；要么，就是给“认真”套上一顶新产的帽子，称被“西方科学洗了脑”。

这类神秘弄玄，仅供等级制度上位者压倒下方民众的语言工具是科学吗？按照科学三要素要求，当然不是；但是，他们有没有用呢？看看他们苍白的辩护，已经要给对方带上“西方科学的压迫”了；妙就妙在加上“西方”，这样，大概可以欺骗一些民族主义白痴的感情。要不然，“国学”两千年来，完全服务于专制皇权政治之道德建设之本来面目，就会大白于天下。国学之“学”字，与神学之“学”，是同一个字；与科学之“学”，是两回事；————水火不容！国学改称为国教，儒教，或更能反映其本来面目。

现在再看看，茅于轼先生“为穷人做事，为富人说话”，难道有错吗？谩骂茅于轼先生的人，真的是穷人吗？还是，只是穷官？穷官不敢向富官张嘴，就向富民乱咬，这就是茅于轼先生被骂的原因吧？所以笔者说，《极左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

官民之间，以严格的“以民告官，先自有罪；100大板，流配三千里”的道德皇律加以强化。官场内，何尝不是官字两个口，官高一级如同君臣父母？如此高压的等级制度，如果没有泄压阀，社会不可能 维持安定。在中国，这种泄压阀，古时称为科举，今天称为高考！它类似于罗马奴隶和角斗士，乖巧令奴隶主中意的，或者在角斗场胜出的，抽签获得自由；少数甚至一跃而为新贵族；效果，有异曲同工之妙。简单说，科举和高考，相当于要花费重大的生命代价，有抽签形式提取幸运儿进入贵族阶层的手段。

在管理人科动物的系统工程里，这是让人科动物愿意承受奴隶身份，留有一丝未来希望稳定动物们心理的重要手段。“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正是人科动物们，啃四书五经国学，无非希望多少拥有做人的权力的那一分追求。可笑，一些人还向他们推荐什么西方技术，英语德语，试问，连人都还不算，试问“物理化学格致”，能够让学子摆脱“以民告官，先自有罪；100大板，流配三千里”的奴隶身份吗？同样可笑的是，作为科举本质的高考，更多的人是争论“科举中要平等”，而没有关注，“科举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平等！《教育"产业化"，考公务员，大学生失业》一文中，表达了这方面的观点。笔者还将在“民主新政之教改”里，进一步阐述，什么样的市场化，结合义务教育，是符合经济学基本要求的，具有社会公平性的教育产业化。

本文“朝议，向自治基础之民主宪政改革”，承接前文：

《信仰，个人世界观的基础断言；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
《社会利益争论摆脱绝对的道德标准》
《明朝文官集团内部党争是真正的民主吗？》
《西方民主与东方专制，人性有私与无私之分歧》
《人性本私！老百姓能否问两会“我的利益在那里”？》
《欣赏两会代表们的之无私代议》

《皇权专制有其历史政治上的合理性》

《中庸之道指导的社会经济政治》

《皇权政治的文官集团之等级制度和腐败的关系》

《国学儒教精华之等级制度的政治意义》

《辩证的人权经济学》之社区自治系列有以下文章：
《民主的基础政治结构是自治和自理》
《民主之路，社区基层民主比“党内民主”重要得多》
《民主之路：不能一步到位全国直选》
《人性本私；民主不是治腐败的速效灵丹》
《社区自治让民众有共同的利益呼声》
《社区自治是对人权的基本保障》
《社区自治就是以社区组织为单位，由人民自主自已事务》
《自由结社，社区自治和迁移自由和“西方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的选择权，在该地居民，不在外来者》
《社区自治之户籍制度与民主人权的关系》
《社区自治同时保护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根本利益！》
《户籍制度天天被反，真的应该废除吗？》
《户籍制度不是万恶之源，请不要反对户籍制度本身》

黄仁宇的失误：宋明清帝国不是因为缺乏技术手段

纵观宋明清历史，专治皇朝富国强兵，如果不是只能集中到中央层面，搞个北洋舰队，福建新政；就是单纯停留在口号上，起着“虚形于外，实侵于内”，维护军事政治贵族社会地位的工具。这一点，甚至可以从今天集中性维持的国有垄断系统（只是维持，不是经营），或庞大而不可为民所用的外汇储备上看出来。剥削民众强制低价出口补贴美国穷人，赚下的美元就支援美国政府向国民提供高福利；在国内，就通过增发人民币，无本生财地持有美元债权。表面上是说“外汇要集中才能发挥战略作用”。但是什么是战略作用？难道就是几千亿几千亿地亏损在两房债券、美国的金融资产上？

皇权专治既不能放手社会民间发展现代工商经营和技术；同时，皇权主导的“现代化新制”，又总是失败，成了东施效颦的可笑闹剧。原因在于皇权专治结合官僚政治的重大缺点，就是无法精确行政。即黄仁宇的评语“缺乏技术手段”。不过，黄仁宇先生以为那是时代的限制，以为是明朝时代技术手段发展水平的限制，却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只要是皇权专治政治，就一定无法使用技术手段，那怕是在21世纪。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小管删文章删贴子吧；可以说是把整个社会上网的人士都得罪光了。但是，这是舆论管理层的本意吗？相信不是！舆论管理层，充其量是指示“把有争议性”的文章禁了；以免麻烦。但是涉及范围这么广，无法一天一份红头文件。只能是层层施压，到了具体执行的网监公务员，就成了责任到位，谁专管的几个网站出了问题谁滚蛋。手中有点权，屁股放了块烙铁的网监怎么办？“宁可杀错不可放过！”，手中的权向新浪这类大小网站的网管施压，屁股上的烙铁加倍烧起来放在新浪网管的座位上。

想想看，如果我们是新浪网控，会怎么办？删错一个好的文章，人家有怨气也只是找机会冲三个呆表放炮；自已放过可疑对象，可就为解决大学生失业问题，现实性地作出了自我牺牲的贡献！人性本私！结果就是删文章贴子必定是粗糙的。放在明朝还是今朝，完全没有区别。

所以，专治皇权社会就算有技术能力，也是不能用的。只能责任到人，尽力树立一个建筑在等级观念上的绝对的道德观，用道德在精神上去管理。之所以要依靠等级制度，是因为道德这东西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思想玩意，如果不是以等级制度“官字两个口，官大一级压死人”，就算是删贴这样的小事，也是没完没了。多没效率。

为了删贴有效率，一级级往下压，“宁可删错，不可放过”，学子文章除了学清朝汉族文人那样“风花雪月”，也没有那种话是安全的。瞧，连笔者说一句“凯恩斯主义是错的”，也给删了，只怕上党代表自已看了，不知道这一“删”是什么意思。自然，为了司法有效率，也是“宁可杀错不可放过一个坏人”，聂小哥树斌也就成了刀下之鬼，——如果放在清朝，只怕有人会怀疑是不是宰了白鹅。而为了经济技术管理有效率，密密麻麻的审批部门是宁可禁错不可放过。有经验的朋友如果试过产品投放的话，不知对那几十个没完没了的申报“许可证”有何感想，————可以说，如果你不是花血本打通了上层关系，就回家呆着吧。

说来也好笑，站在权力核心看，笔者这样的经济政治立场，充其量是“30-50年内慢慢动摇专治者的政治根基”，而一旦专治者接受笔者的类似观点，其社会统治基础便会成十倍百倍地扩大、巩固。事实上真正畏惧本博理论体系的，是乌有之乡的极左们。张宏良等人，分明就是直接用文革一套颠覆现政权，用塔利班术文革式的毛教极左取而代之为最高奴隶主。到时，连今天的当权者也无谯类！张宏良不但是要把当权者连根拨起，还要从精神到肉体彻底消灭！但是可笑的是，张宏良可以畅通无阻，笔者这里就常常感受到亲切的关怀。

为什么呢？合理的解释只有两种。一种是专治文化无法施行细致的技术管理，于是“无过就是有功”，“宁可杀错不可放过”；另一种解释是，中国根本上仍然是一个极左的社会；只不过在“极极之左”的毛教原教旨主义看来，才是“右”了。真实的答案，很可能是BOTH！贴子是小事。但是，社会科学技术进步，其实就是一份份由想的贴子变成实干的贴子，同样被如此这般地“宁可禁错不可放过”，不过有功但求无过的维护着安定团结。宋明清三朝之最终败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是皇权专治的官僚社会的必然命运，那里会因为四书五经换成了马教毛教，就会有所改变？

说句难听的，皇朝天命，那个皇朝不是开国时意气风发，自以为代表了上天的选择？永恒先进性的说法，老套得掉了牙。挽救不了皇朝衰败的命运。如果不和基层人民利益一致，以社会自治代议的方式扩大皇朝的统治基础，（意味着约法立宪），皇朝的命运之悲惨，与其手段的高压程度成正比。因此，皇权政治之缺乏技术能力，不得不依靠道德治国；并不是时代的限制，而是，那本身就是皇朝政治的选择，是等级官僚制度的维系的必须品。

换句话说，不是因为宋明清帝国皇朝，因为“缺乏技术手段”，只能选择道德治国；而是，因为选择了道德治国，从而必然“缺乏技术手段”。其实，“道德治国”，对于专治统制者来说，也是一种技术手段。宋明清帝国选择了“文科的”道德治国技术，也就必然放弃了“理工科”的工商技术社会。

本文“朝议，向自治基础之民主宪政改革”，承接前文：
《信仰，个人世界观的基础断言；不是绝对的道德标准》
《社会利益争论摆脱绝对的道德标准》
《明朝文官集团内部党争是真正的民主吗？》
《西方民主与东方专制，人性有私与无私之分歧》
《人性本私！老百姓能否问两会“我的利益在那里”？》
《欣赏两会代表们的之无私代议》

《皇权专制有其历史政治上的合理性》

《中庸之道指导的社会经济政治》

《皇权政治的文官集团之等级制度和腐败的关系》

《国学儒教精华之等级制度的政治意义》

《三纲五常儒家理教之国学精华的科学实用性》

《宋明清在国学儒教绝对道德观维系下的必然败亡》

关于明朝灭亡的历史讨认，还可以参考以下文章：
《中国历史，走在道德内战的消亡路上》；
《历史，不是道德素材库》；
《历史，你的名字叫故事》；
《何必粉明？明亡于清只是专制发展史上的小浪花》；
《阎崇年、金庸力挺袁崇焕体现真正的爱国者本色》；
《让时间发生序列证明民族英雄袁崇焕》；
《明朝必亡！冤杀袁崇焕，也只是小事一桩》；
《民主社会不需要有倾向性的“民族政策”》；
《现代历史学观，和现代历史学家》；
《亡于内需不振！今天仍是明朝吗？》；
《凤凰卫视变成袁黑台，委实不智》；
《从政治角度看，明朝覆亡不可避免》
《爱国，并不是做个廉价愤青喊打喊杀》

《辩证的人权经济学》之社区自治系列有以下文章：
《民主的基础政治结构是自治和自理》
《民主之路，社区基层民主比“党内民主”重要得多》
《民主之路：不能一步到位全国直选》
《人性本私；民主不是治腐败的速效灵丹》
《社区自治让民众有共同的利益呼声》
《社区自治是对人权的基本保障》
《社区自治就是以社区组织为单位，由人民自主自已事务》
《自由结社，社区自治和迁移自由和“西方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的选择权，在该地居民，不在外来者》
《社区自治之户籍制度与民主人权的关系》
《社区自治同时保护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根本利益！》
《户籍制度天天被反，真的应该废除吗？》
《户籍制度不是万恶之源，请不要反对户籍》